农村中职谱青春

——记江西萍乡武功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党总支书记王祖德

    他是一名从事农村中职教育17年的耕耘者，凭着对农村中职教育的一片忠诚，凭着对山区学子的眷眷亲情，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奉献，他谱写出农村中职教育壮丽的诗篇。

　　王祖德，萍乡市武功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一名班主任，高级教师、省学科带头人。 从教17年来，他坚持扎根农村职业教育，秉承“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我就要把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全部精力都献给它，这样我才会问心无悔”的执着信念，在讲台上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他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积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色；他担任班主任工作15年，一直坚持平等待生，用家的方式创建了温馨的班集体，用爱的真诚感化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以人格力量成为欢迎型教师

　　王祖德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农村中职这片养育他的热土。他常常告诫学生，就读中职学校也同样需要艰辛付出，没有刻苦的钻研和不懈的追求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工作中他废寝忘食，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绝大部分节假日也都用在教学与研究中。十几年来，他放弃了外出发展的好机会，执着而辛勤地耕耘在农村职业教育这片土地上。他真诚地对待每个学生，注重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在他的眼里没有差生的概念，他认为学生不能以好坏区分，只是爱好和特长不同，理论学习困难的学生往往在观察和实践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他以广阔的视野，先进的理念，灵活的方法，指导学生探究问题，解决他们学习中的困难和疑惑，带给学生学习的动力、鲜活的知识和成才的本领，使学生自信、自立、成功成才。

　　他教育理论功底扎实，他善于创造性地选择与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过程，课堂教学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开放性、综合性、实践性特点，在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把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的教诲，亲切的讲述，像甘泉、像雨露，滋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田。大家送给他一个亲切的绰号——“王琢磨”，这饱含着人们对他渊博的知识和不懈探索精神的敬佩之情。

　　他针对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灵活的组织教材。通过对教材的剖析，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增删，然后重新组合，使其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因到果的教学过程，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一门课程，在不同的班级，他讲课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同时他在教学中不只是教授本学科的知识，而是将其他相关的知识与本学科知识有机联系起来，并告诉学生现在所学的知识会为以后哪些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使学生对专业课程的脉络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他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和学生接受能力的不同，恰当地选择和使用教学方法，采用先进的教育技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职业学校学生的实践技能高低，关系到他们的就业前途。培养什么技能，如何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是他反复琢磨的问题。

    以特色教育成为育人型教师

　　曾经有老师向王祖德诉苦：学生德育工作真是烦人，有些事理吧，昨天才找某某学生谈过话，今天又重犯，唉！……王祖德何尝没有这种苦衷？俗话说“久病成医”，办法总比困难多！王祖德久经苦熬，提出“建立学生德育银行”模式。

　　学生毕竟是未成年人，有时“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伤疤未好也会忘了痛”，怎么不会出现“重蹈覆辙”的烦心事？王祖德认为，除了苦口婆心的言语提醒，更需要“纸墨笔载”的“明白告知”！为此，他为每位学生建立了一个“德育银行”，准备了两张“信用卡”，以100分为准入“存款”，一张“明卡”张贴于教室墙壁上，上面“纸墨笔载”其德育银行的借支收入，一张“暗卡”在学校网站“德育银行”平台上，学生、家长可以随时通过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进入查询。

　　学校德育工作已经进入全员化。对此，青年教师小刘体会最深。刚走上讲坛的他，担任了班主任。年轻人血气方刚，他从“严”字入手，以严格的班规班纪管理着学生。开始两周，班上确实太平无事，风平浪静。一两个“出头鸟”也被他“弹”压下去。正有些沾沾自喜的小刘怎么也没有想到，学校的一次民意测试，将他的自我感觉良好推向“谷底”：他的班主任工作满意率居然是全校倒数第一。面对这样的班级，小刘苦恼不已。他找到王祖德诉苦。王祖德听完之后，为他“把脉”:“制度可以管住人，但不能感化人。学生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管理怎能一刀切？只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德育工作，才能春风化雨，润及学生的心田啊！”之后，小刘按照王祖德指点的“几招功夫”，潜心学生德育工作，渐渐扭转了自己在学生中的不良印象，为班级管理增添了活力。小刘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德育工作的神奇魅力。

　　王祖德独创了“1分钟德育”和“德育银行”等教育工作模式，形成了真心、真诚、真情的“三真”，爱心、热心、耐心“三心”，以及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处世“三会”全方位多层次教育工作体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以无私奉献成为亲友型教师

　　连续十多年的班主任工作，连续十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出色成绩，王祖德对教育工作研究由自发逐步走向自觉，由零星的经验总结走向独具特色的理论升华。他研究出了学校教育工作“四五三实施策略”，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为了丰富校园生活，王祖德率先在班上成立了业余篮球队、武术队、围棋兴趣小组等，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让学生过得充实愉快，体会学校大家庭的温暖。秋高气爽的金秋时节，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春暖花开之时，带领学生前往风景名胜区踏青，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瑰异……寓教于乐，润物无声。通过这样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和见习实践，同学之间的关系融洽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愉快了，忧郁颓废的情绪不见了，莫名的伤感也少了，抱怨厌学的苗头消失了。

　　在王祖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汽车模型，那是他的学生小兵赠送的。小兵来自偏远山区，家境贫穷，个子矮小，在同学面前常常自卑。有一次在学校后山散步，看着各色鲜花，王祖德指着一朵开得很鲜艳的大花说：“那朵花漂亮，摘下来吧！”小兵摇摇手说：“那是牛屎花，闻了会头晕。”王祖德笑了笑说：“你看它长得又大又红啊！”“老师，那一片金黄色的花才是好花，叫金银花。”王祖德反问道：“不会吧？它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而且又小又瘦。”“不要看它小，可有大作用，能清热解毒。”王祖德见机行事，对小兵说出了心里话：“是啊，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照样能盛开香艳的花朵；即使再弱小的个体，也可以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小兵听了会心地笑了，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从此，他逐渐走出了自卑的阴影，成为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到广西桂林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不到3年，年纪轻轻勤奋努力的他就成了总代理。小兵在给王老师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昨天的小小金银花终于长大了。衷心地感谢王老师您的教诲！”。

　　在王祖德的学生中，类似小兵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王祖德深深体会到，要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必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不仅身体健康，更要精神健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名言用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王祖德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他说“德育银行”的诞生得感谢一个曾经是“问题少年”的学生。三年的时光，他们互相对抗着、改变着、支持着。最终互相感谢着，互相尊重着。

　　“一枝独秀不是春，姹紫嫣红春满园。”王祖德的育人事迹已经在学校开花结果。他的感人事迹默默地在大山中传播着、流淌着，熏陶着一届又一届学子们，感染着身边每一位老师，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老师们演绎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育人故事，浓浓的师生情让青春在爱的阳光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让这不起眼的农村中职学校在爱的雨露中开得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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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教共进争一流 专注育人赛须眉

——记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吕杰

　　她如星辰，远观是一盏引路的灯，近看是一团燃烧的火；她如百合，绽开是一朵飘香的花，凝聚是一枚含笑的果。谁说女子不如男，在焊接的钢铁世界里，她散发出柔软的芬芳，沁人心脾。

　　作为酒钢（集团）公司目前唯一的女焊接高级技师，吕杰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自参加工作以来多次代表甘肃省参加过各类大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荣获了很多荣誉：2004年11月在参加甘肃省青工技术比武中，她以自己深厚的技术功底，在来自全省的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取得个人第一名，并荣获“甘肃省杰出青年岗位技术能手”称号；之后她还获得过“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以高技能修身养性，以精技术传道解惑

　　吕杰非常注重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熟练掌握了手工电弧焊、埋弧焊、CO2气体保护焊等多项技术。先后考取了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焊工技师证书、焊工高级技师证书。

　　她能够完成气焊（气割）、等离子切割、CO2气保焊、氩弧焊、自保护焊、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等多种焊接方法的培训。她积极开展实训教学课题研究，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推广焊接新技术、新工艺。

　　她带领大家取得多项教学改革成果。结合高职教育的特点，构建了“职业引导、行业平台、工学结合、三岗实训”的人才培养模式。

　　她在一些课程上打破原有的教学方法，实行大胆的改革，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了从课程开始的感性认识训练到提供进行创新性设计条件的系统化的实训平台，她十分重视将教改成果应用推广到教学工作中，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吕杰主要承担焊接专业《焊接生产实习》、《焊工工艺》等课程的教学，实验实习的指导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编写工作。近五年来，完成4500课时，参与培养人才3500人次，她还承担了《焊接实训大纲》、《焊接技师精品课》、《焊接技术》等校本教材编写工作，制作了氩弧焊课件、CO2气保焊课件、埋弧焊课件等。

　　她负责焊接检验室的建设，使实验开出率达90%以上，并承担了焊接检验、射线探伤检验等试验任务，为焊接技术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并先后主持《双丝埋弧焊在风电行业的推广与应用》、《等离子切割试板定位先进操作法》等科研项目，通过酒泉钢铁集团公司验收，参与甘肃冶金技师学院技师精品课的开发。

    丹心一片育桃李，硕果累累散芬芳

　　她为酒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周边企业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难题，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

　　吕杰认为，一个人的技能再高超，对社会创造的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她以前是怀揣对社会的感恩在努力工作，现在是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成长为生产一线的栋梁之材。自任教以来，每天都能在弥漫着焊接烟尘的实训车间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她将自己的绝技绝活和参加大赛的成功经验悉心总结，结合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焊接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法：“一个中心，两个抓手，三个重视，四个环节”，即以焊缝质量合格为中心，一手抓体能训练，一手抓心理辅导，同时重视发现学员技术特长并总结推广、重视有针对性地在培训过程中因材施教、重视“焊接文化”在枯燥技能训练过程中的艺术感染过程，规范工艺讲解环节、完美表演示范环节、加强巡回指导环节、总结教学反馈环节。

　　焊缝质量是焊接操作的生命线，一切技能提升均以焊缝质量的合格为前提，同时，吕杰注意到焊接姿态在焊接操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到焊工过度溶池的可达性和精准性，直接关系到焊缝质量。因此，她将学生体能训练揉合到技能提升过程中，在学生饶有兴趣地练习各种焊接姿态的同时，身体的平衡性和舒展性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焊接环境提供了前提保障。

　　面对差异性较大的学生，吕杰因材施教，共性学生共同培养，个性学生个别培养，提升了培训效率，缩短了技能达标周期，节约了实训成本。

　　与此同时，吕杰擅长利用任务驱动教学法，通过单项训练、综合训练、达标训练、提升训练，创造比赛气氛等手段使学生目标性地进行训练。

　　焊接技能训练是一个相对枯燥和艰辛的过程。吕杰在培训学生的过程中形成和注重“焊接文化”的渲染，凭借自己精湛和完美的示范，落落大方的示范动作，舒展美观的运条方式，行云流水的焊接环节，一件件工艺品般的焊缝呈现在学生面前。

　　她提出“焊缝外观和质量美学”的焊接文化，使学生在不经意间将枯燥乏味的训练变成了追求卓越的享受过程。

　　近3年来，吕杰指导培训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326人，学员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项目近1000项，学员持证率100%，项目合格率98%，均满足《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要求。指导培训学生学员近400人，其中中级工技能鉴定合格率95%，高级工技能鉴定合格率88%，技师、高级技师技能鉴定合格率65%。选拔并指导省级、国家级焊接比武大赛人员20余人，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其所在的培训班被业内人士称为“劳模班”。

　　技术攻关展特长，心怀感恩报社会

　　吕杰认为，没有师傅教、领导带、众人扶、亲人帮，自己将一事无成。如果没有酒钢这片热土、没有甘肃冶金高级技术学院这片天地，也不会有她这棵小草。在诸多荣誉面前，她感受到更多的是感恩和责任。

　　多年来，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断有单位和企业前来联系寻求技术支持。在2003年炼铁2#高炉水冷壁检修中，为解决铜管与铜管、铜管与炉皮的异种金属焊接，吕杰积极查阅资料、请教同行，经过反复实验，总结出一套可行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铜与钢异种金属焊接的难题，为提前7小时完成系统检修创造了条件，为公司创效60多万元，同时也填补了酒钢集团公司焊接领域中铜与钢异种金属焊接的空白。

　　2009年，天风不锈钢公司热轧分厂POMINI磨床铸钢材质的辊颈支架托瓦安装框题发生开裂，如果继续使用很可能由于辊轮破坏离心而发生安全事故。面对更换设备成本太高（1800多万元），焊接性差的状况，吕杰根据材料和结构特点及使用要求，制定了一套裂缝修复的焊接工艺，修复一次成功并正常使用至今，避免了热轧一起待辊停产的严重事故，节约辊颈支架采购费用近100万元。

　　2012年3月底，翼钢公司1#高炉4带12#冷却壁进水管管根漏水，此部位为球磨铸铁和碳素钢异种金属连接处，在进行焊接时，焊接部位反复出现裂纹，直接影响生产。翼钢公司向集团公司本部申请技术支持，吕杰被派往山西翼钢后，通过一次次研究论证后，采用热焊栽丝法成功解决这一技术难题，为高炉整体年修赢得了时间。

　　2012年4月，耐火材料公司1000吨龙门式摩擦压力机由于长期承受动载，底座一支柱断裂，被迫停产。在更换设备成本高（一台设备500万元左右）、周期长，修复设备难度又高的情况下，耐材公司向技术学院申请技术支持。吕杰带领焊工考试中心人员一同进行现场勘查、制定焊接工艺、准备焊接材料及设备，利用双休日时间连续工作21小时，成功修复了摩擦压力机，获得了设备单位的高度赞扬。

　　教学，是吕杰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她精彩演绎着自己的教师生涯，用一颗赤诚的心去铺就学生的成材之路，不仅解学生的学业之惑，还全心全意地解他们的思想、生活、人生之惑。教学中，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以及自己多年来的经验，精心制定计划进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使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迅速提高。

　　她在平凡的岗位上，精心耕耘，无私奉献。她觉得自己既是快乐的园丁，又像一朵盛开的幽莲，把芳香弥散开去……。

    延伸阅读：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先进事迹介绍

    今年高职高专录取已经完成，据陕西省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高职（专科）正式投档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有320所院校在该省遭遇“零投档”。这种现象不单单出现在陕西，安徽、贵州、海南等都有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中国青年报》8月25日）

　　高职遭遇“零投档”的确不是什么新话题，今年大面积发生的“零投档”确实是个新现象，本该引起足够重视，但即使是在职教圈内，反映也不一：有人认为，这些仅仅是一连串数字，不过表明高职遭遇“零投档”的常态化，不足以说明实质问题；有人觉得“零投档”主要出现在省外招生，媒体有放大之嫌，毕竟，自己所在的省份和学校今年总体招生还不错，不必如此悲观；还有人对“零投档”早已产生审美疲劳，对此视而不见，以为危机不过是报章上渲染出来的，离自己很遥远，是新闻从业者吸引眼球的“标题党”罢了……

　　必须承认，我们都会带着先见看待高职遭遇“零投档”现象，每个人的视野都会受到所掌握的信息、处在的岗位、承担的责任等因素限制。据2013年教育部备案的数据显示，全国有1266所高职院校，可谓良莠不齐，国家示范及骨干高职院校招揽生源，具有绝对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暂时高枕无忧，尚且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处于二、三线城市中一般的高职学校无疑首当其冲，这种“无米下锅”的焦躁，生源尚可的院校根本无法体味。

　　近些年，生源危机是个不争的事实，其愈演愈烈之势，已然超出我们的估计：据有关测算，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于2008年达到峰值，随后至2020年前后逐年下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免费，中职毕业生规模扩大，适龄人口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放弃高考人数逐年增加；国外高校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港澳地区高校介入内地揽才，高中生自主选择权增加……高等教育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谁的手里都不会握有一把“尚方宝剑”。

　　汉语中，“危机”是指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考验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刻，是人生、团体和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零投档”危机恐怕正是高职院校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考验的也正是管理者们的决策能力。

　　1980年代，美国高校也经历了一场高校“大洗牌”的过程。作为一所历史超过百年的私立4年制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受益于生源增加的大环境，曾在1970～1980年经历了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当1981年在校生数量达到顶峰之后，申请和入学的人数出现了急剧下降——1979～1983年的4年间，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30％，学校的生存危机一夜之间找上门来。时任学校教学副校长的帕翠西娅·尤尔思（Patricia Ewers）领导了一场拯救行动，经过两年努力，学校最终止住新生数量下滑趋势，走出了危机。回顾这一过程，校长这样描述：“如果学校能够在新生数量开始下降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成功的机会就增大，总的成本就会得到更好的控制。”

　　毋庸置疑，危急时刻，需要前瞻性，需要胆识，需要魄力，更需要有效的策略，反应速度过慢者将会作茧自缚，行动迅速者则会日益壮大。须知，意识到危机的前提，是要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笔者担心的是，一些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会对形势认识不清，总以为情况并没有那么坏，对现实作出误判，总是处于被动状态，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政策救助”上，这无疑是危险的。

　　这些年，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确实施了各类举措，比如注册入学、专业预警、分类招考等，但行政包办并非万能，结果也非卓有成效。相关举措不仅给公众带来误解，也导致一些公办院校对上级主管部门和政策的过分依赖，行政一旦放手，这些“家养”的院校没有野生的能力，恐怕缺乏独立应对危机的灵活性。

　　当然，取得成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革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代价。职教歧视这个“痼疾”在社会上还会长久地存在，但高职院校绝不能坐以待毙，巴望着等到社会环境彻底变好后才去寻找出路。相反，高职院校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出击，广泛调研，了解招生中的不足，明晰自身的竞争优势；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加强培训和学习，增强危机意识，转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慵懒作风，勇于担当；结合社会需求，谋求企业合作，整合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特色品牌；调整组织机构，避免人浮于事，提高院校管理效率，提升招生的科学性和专业水准。

　　“零投档”有如在高职院校的队列中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对部分高职院校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些尚处于“零投档”边缘、并无竞争优势的院校是时候快速作出反应了，任何拒绝变革、满足于现状者都是在自掘坟墓，必遭市场淘汰。

　　原标题：对高职“零投档”现象绝不能反应迟钝

    最近，笔者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进行调研，发现大多数这类高校都已经提出转型发展的概念，但相当一部分也就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没有向纵深发展，普遍存在转型发展主动性不够的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认识不到位。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作为普通本科高校中最基层的地方本科高校，也纷纷“表了态”。但观其动静，相当一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动作不大。

　　其实，笔者认为，地方本科高校走转型发展之路，除了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教育改革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发展的需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地方本科高校自身生存发展壮大的需要。

　　地方本科高校与其说是转型发展，倒不如说是“回归”自己的“正道”。遗憾的是，有的地方本科高校，虽然看到应用型方向对学校发展有利，但由于受“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应用”、“重普教轻职教”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应用型比学术型低人一等，转型发展有“矮化”之嫌，不愿意公开承认办学的职业性，还“犹抱琵琶半遮面”，路子走得也就不彻底。结果就是，找不到归属，自然就影响学校的发展。

　　笔者认为，国家引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政策、经费、指导及舆论导向都有明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本科高校要理清思路，找准定位，谁转得快，转得坚定，谁就会获得更多支持；谁不转，或者转得慢，转得犹豫，谁就等于放弃发展。

　　那么，地方本科高校应该如何积极主动推进转型发展？笔者以为，应该沿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要统一思想，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转型发展氛围。地方本科高校对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的意义普遍认识不足，认为更多的是“国家需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科学指导，统一地方本科高校师生的思想。学校自身要加强学习，领会转型发展的实质，可以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澄清认识上的误区，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第二，要统筹规划，选准转型发展的重点路径。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是类型的跨越，涉及的面宽，难度很大，一定要根据学校的发展水平和办学实际，统筹规划，选准转型发展的重点路径。不同的学校情况不一样，转型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但就一般情况而言，主要包括：

　　一是要积极推进专业建设朝与地方经济相适应的方向转型发展。过去的专业设置都是围绕学科转，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其专业就应该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的需要设置和调整。

　　二是要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朝工学结合的方向转型发展。绝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传统高校的翻版，但由于没有传统高校的学术积淀，培养出来的学生学术修养不深厚，技术特长不专业，“文不得也武不得”。因此，人才培养模式要跳出学科教学的范围，加强校企合作，推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要积极推进师资队伍向“双师型”方向转型发展。师资队伍建设不能只重视教师专业理论的提升，还应该重视教师实践动手能力的提高。同时，还应该重视从行业、企业中聘请业务骨干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把兼职教师队伍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四是要积极推进课程体系向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并重的方向转型发展。课程体系和课程改革不能只考虑学科的完整性，而应该在反映本学科应用领域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根据毕业生就业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品德、知识和技术进行改革，强调能力与发展并重。不仅应该加大校内实验实训室的建设，而且应该走出学校，加强与行业、企业合作，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五是要在校园文化中引入并加强应用技术文化建设。在校园文化中引入应用技术文化，彰显技术文化、企业文化，尤其是技术创新文化。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如润物无声，师生浸润其中，举手投足都散发出应用技术人才特有的“气场”，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已经有了“职业人”的气质，何愁毕业找不到工作。

　　以上五个方面稳步推进，不断深入，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就不再只是停留在概念上，而是向骨髓渗透。

　　第三，要主动打开校门，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整合资源。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对实验实训的条件要求更高，仅仅靠学校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政府增加投入，需要企业支持，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转型发展就没有保障。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要主动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整合资源，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原标题：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与回归

    即将开学了，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终于回归平静。

　　这所地处湖北孝感的普通高职学校，几乎在一夜间，变为国内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今年初夏，它成为国内第一所试水为高职高专层次学生授予学位的公办高职院校。

　　6月20日，在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氛围比往年毕业季更加热烈欢腾：1103名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身着学位服，接过绿色封皮的“工士学位证书”。当一脸笑意的院长万由祥为汽车学院学生罗章“拨穗”时，罗章给了院长一个拥抱。典礼之后，罗章还是难掩喜悦之情，他告诉记者：“那一瞬间，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时非常激动，我就想和院长拥抱一下。”

　　当日毕业典礼的过程，和大学本科生学位授予流程一模一样。据校方介绍，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源自美国和加拿大，从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出发，是对顺利完成高职教育、达到一定专业学识和应用能力水平的高职毕业生知识能力的一种等级认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仅仅两天之后，教育部明确表示，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工士”只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

　　而“工士”的提出者、从事中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设计与比较研究的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梦卿说：“我们不能否认，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成绩同样需要被测量和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有自己的学位。”他认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率先颁发“工士”，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样本、开创了先例，他将会持续跟踪这批“工士”毕业生做研究。

　　此次“工士”探索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记者实地探访。

　　“意料中”的学位风波

　　不是每位毕业生都能获评“工士”。

　　今年湖北职院在56个专业中选取数控技术、临床医学等14个专业进行试点，1103名至少满足“三证四合格”标准的学生最终获得“工士”，占试点专业总人数的62.6%。所谓“三证四合格”，“三证”即在校期间获得执业资格证或技能资格证（中级）、英语等级证（三级）和计算机等级证；“四合格”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合格、学业成绩平均在70分以上、毕业设计或调查报告合格、跟岗实习合格。

　　罗章告诉记者，毕业之前他们基本都在外面实习，十多天前才接到老师的通知，“说要给我们优秀的同学授予学位”。而一些老师也表示，他们也是学生临近毕业典礼才获悉，这一改革此前高度保密。

　　该校对外表示，所谓“工士学位”，是结合学校实际，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学位制度中设立第四层次学位即副学士学位的做法，希望推进为将来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做准备。

　　风波骤起。6月2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学位的设立、授予和管理都是国家层面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独立进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并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

　　同日，湖北职院即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一份声明称，“我校对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的改革试验，未经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是我校按照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精神做的一种尝试，是我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自主行为。”

　　该校还进一步解释称，“我校和行业、企业合作共同给优秀毕业生授予‘工士’证书，是为了鼓励学生更加自信地走进职场、迈入社会，是为了探索工学结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是为了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工士”的争议，引发教育界的广泛探讨，但各方观点褒贬不一。“有争议是正常的，意料之中。我们希冀在争议中能为国家职教改革提供个有益样本。”湖北职院一位领导对记者说。

　　探索源于身处“教育改革特区”

　　“吃螃蟹”，对湖北职院而言不是新鲜事。

　　校方认为，探索精神得益于其身处“教育改革特区”。2008年，教育部与湖北省宣布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主要包括探索教育管理新体制、统筹协调新机制、科学发展新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使武汉城市圈率先在中部地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为全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依据”。

　　具体到职业教育，目标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办学模式。“为此设立试点学校，我们是两个试点之一。有这样的政策利好，我们就想在改革方面找一个突破口，做出表率。”教务处处长李佳圣介绍，国家对职业教育非常重视，2005年国务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倡导、今年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等，“都提到了职教体系的构建问题，要求达到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我们就想，作为一个试验区里的学校，我们应该做些探索。”

　　事实上，为职教颁发学位的呼声往年已有。2010年，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田玉科提出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增设“工士”学位的建议。他认为，设立“工士”学位可以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他还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论证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学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佳圣说，近年国内职教专家对职业教育的学位问题颇有提及，也有一些理论成果，“很多专家给我们提了建议，看能不能搞一次试水，我们就决定搞个试点对这些理论成果做个检验”。

　　当然，更重要的改革动力是想提高职教地位。“客观事实是，职教在社会中地位不高。”李佳圣说。

　　据其介绍，老百姓普遍从观念上觉得孩子进高职低人一等，而“高职和大学之间亟需打通通道。对人才而言，技能型和学术型是不能分开的，终究要融合。是否可以让重点高校研究学术，而其他高校多研究技能，这样才能体现教育优化和多元发展。”

　　就在国务院今年发布的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记者留意到了这句话——

　　“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

　　一纸证书似难“扭转乾坤”

　　“中央很重视，行业离不开，社会看不起。”有人这样形容高职学生的窘境。

　　那一纸“工士”证书就能“扭转乾坤”？

　　从事职教工作40年的湖北职院前教务处长闵建杰认为，学位制度的引进，必然会对高职的招生产生一定的促进效果，因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和自我认同。职业教育一度遭歧视，因为文化成绩最差的才被录取到职业院校，无形之中让人感到职业院校成为“差生”集中地。学位制度的引进算是一种“纠偏”。

　　果真如此？

　　汽修专业毕业生汪其蒙对记者说，他回去领毕业证时，发现多了个“工士”学位，觉得很光荣，但是没想到拿它去找工作——他和多数同学一样，毕业前已经留在一家汽修企业从事“简单工作”，用人单位“不看文凭只看手艺”。不过，他下一步打算转型做销售等“较高端工种”，希望能“靠这个学位向单位证明我是优秀的”，“要是人家承认自然好，但要是人家不承认，那你也没办法”。

　　毕业生陈豹也拿到了这张证书。毕业前夕，他在宁波找到了一家从事汽车美容的企业，对他而言，这个“学位”更多珍藏于内心：“我们这个是最基础的服务业，单位不看什么学位的。这个证书对我的意义是自己高兴，爸妈也高兴。”

　　田斐然没能拿到证书，但他的态度是“不在意”。他在广州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靠的是“实习时表现优秀”。他坦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什么证书都无所谓，最终还是要做出业绩受人认可的。”

　　张志豪也没拿到证书，他告诉记者，自己并非学习差而没拿到，而是因为忙于实习没去考“汽车维修等级证书”。至于自卑与否，他说：“关键还是看心态。现在的工作和专业对口，所以做起来很不错。”

　　唯有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王爽，特地当了一回这本证书的“试金石”。

　　她在毕业前夕已成功考取“专升本”，秋季就要到武汉去读本科。但她很想知道自己拿到的“工士”证书在就业市场上是否有影响，便利用假期找份短期工作“试试看”。她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有挑战性的职位，对方问及她的优势时，她就介绍自己是学校毕业生中“优秀的那一拨”，因为有“工士”为证。对方对此毫不了解，但听了她的解释后挺感兴趣，最终录用了她。

　　一纸“工士”证书，是校方给予的肯定。而毕业生们更希冀的，当然是它可以转化为用人单位的肯定。

　　让学校和企业不再“一头热一头冷”

　　“不管是以前的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还是现在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都试图让职业教育和企业对接，但直到现在还是一头热一头冷：学校热，企业冷。”湖北职院一位教师透露，这次改革，还有一层没有摆在面上的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引起大家对职教的重视”。

　　这位教师说，国家关于职教的一些政策，到地方上兑现受阻，这就需要在中观层面上对职教发展环境做出优化。而学校能做的，也就是自身改革。

　　实际上，“三证四合格”的毕业生认证标准，是湖北职院早在2008年就开始探索的。

　　“你看看这几年的高职录取线，湖北省今年180分，这是什么概念？几乎就是学生考试时全靠‘蒙’，选择题全选A或C，就能达到这个分数。且70%学校都是按建档线录取。这样一来，学校让考180分和360分的孩子在一起学习，最后拿一个毕业证，那我们的认证就出问题了，对学生不公平，对社会不负责。”李佳圣分析，“所以我们想到能不能在毕业证书之外再次认证，我们‘工士’学位也就是按这个思路来的，分数高的、学习积极性高的再来一个认证，对他们是个褒扬，也向用人单位表明，这是我们的‘好学生’。”

　　该校数控机床领头人胡翔云老师介绍，去年进入学校的孩子是首批“95后”，他们个性更突出，教学与管理上对学校提出更大挑战。“工士”学位的授予还规定每位学生总共不得挂科超2次，单此一项便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这一制度设计让身处一线的老师省心不少——制度规定比老师说教更加有效。

　　他说，从他一线教学中发现，现在学生中“四分之一主动学；二分之一像挤牙膏，挤才学；还有四分之一，挤都不学。而那部分好学生，应该被区分出来”。

　　“某种程度上，社会认为高职学校是差生学校也没说错。我们只有以努力和成绩回应社会。”李佳圣说，该校2013年开始推行双学分制：素质教育学分制、综合积累学分制。“设立素质教育学分制是因为我们去企业调研，发现一些高职毕业生从企业底层开始不甘心，不稳定，还有一些留下来一段时间之后技术方面表现不错，企业想提拔，但综合素质不够。这个责任在学校。”

　　也就是说，素质教育一直是块短板的职校，也不再唯技术论了。

　　争议中前行的探索

　　记者调查发现，职业院校自授“学位”的做法远不止湖北职院一家。

　　2008年，安徽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举行学位证书颁发仪式，49位学生获“匠士”学位。“匠士”基本标准是：能够独立制作出合格的八仙桌和太师椅。

　　类似的还有，2011年，厦门华厦职业学院举行了2011届毕业典礼暨“专业副学士”称号授予仪式。这所学校强调，“专业副学士”意在借鉴国际先进做法，激发在校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取得该称号，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为其日后学历提升提供接口；或在职场就业中，为其添加砝码，提高就业竞争机会。

　　这个说法和“工士”提出者李梦卿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湖北职院率先为高职学生颁发学位，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添其对职教专业的成就感、自豪感和归属感，更是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有益探索。

　　随着本科类院校的扩招，大学生就业市场日趋供大于求，这一背景下的高职改革更加引人注目。

　　这几年，就业市场出现明显的“倒挂”现象：培养高级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高职毕业生就业率不断攀升，甚至有些待遇不亚于本科生，但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就业率攀升，高职报考生源却仍下滑，社会对于高职生质量提升的呼声空前提升。

　　6月25日，在武汉举办的2014年度首场高职院校招生咨询会，场面十分冷清。包括湖北职院在内的多数院校称，今年遭遇“最难招生年”，填报志愿的考生人数或跌至史上最低。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职业教育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不能自主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地位低，办学缺乏特色，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难以提高。“中国近年来在发展职业教育时，一直提到要建立‘立交桥’，但学生的流通渠道并没有真正建立。授予‘工士’学位即副学士学位，是有价值的探索。”

　　但如何探索，大有讲究。熊丙奇的观点恰恰是：授予“副学士”学位不宜再纳入国家授予文凭体系；　应从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出发，鼓励职业学院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学位的含金量由社会专业机构认证。

　　“学位是国家颁发，我们为了避嫌，还把学士服上的帽穗改为银色——希望高职院校为社会培养‘银领’。”李佳圣说，他坚信“工士学位证书”会对学生和用人单位都起到效果。尽管，眼下还未必。

　　未来可期。 

    原标题：职业教育突围的“工士”探索

    高职教育是一种跨界、开放的教育，高职教学质量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校内的师生，质量评价应该延伸到校外，收集来自社会的声音，包括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家长等，当然还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督导。为此，应让利益相关者全面参与，确立由“学生、教师、督导、社会”等四方参与的评价主体。

    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师生在教学质量评价中的基础性地位，要通过开展各个层面的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和师生互评，以教师对自身教学行为的反思、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及效果的综合考察以及学生对教师教学的满意度等“内部信息”来全面反映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充分突显社会评价的重要地位，不但要以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家长对子女就业质量的满意程度来体现社会的认可度，还要让企业、家长以及独立第三方督导提前介入到对教学活动过程的评价，以需求是否对接、行业企业要素是否落实到培养过程、教学内容是否适用等更深层次的“外部信息”来客观反映教学质量。

    相比其他类型的教育，高职教育在教学形态上更为多样、教学过程更为复杂，系统性建构契合高职教学特征的质量评价项目和标准显得尤为重要。围绕目标、过程、节点、结果和效果等关键要素，可通过系统设计设置四类评价项目，建立一个从收集、分析到评估、反思、改进的质量控制闭环系统。一是教学运行过程控制；二是课堂教学实时测评；三是顶岗实习环节监控；四是毕业生职业发展反馈。

    在评价标准和指标的制定上，应以专业标准为逻辑起点，一是融入职业资格标准，全面引入行业企业要素，将对应职业岗位的入职标准和要求体现到培养过程。二是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既要科学评价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效果，也要引导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职业素养。三是诚邀企业全面参与，依靠行业企业单设监测指标，完善企业现场教学的督导标准，基于外部的质量判断客观反映教学状态。四是分层分类突显差异，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评价项目要合理区分标准和指标的差异性，定性指标体现标准的内涵要求，定量指标突出结果的可测可比。

    要落实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项目的精细化，对教学运行状态、效果和毕业生及利益相关者反馈的海量信息进行实时收集、全面分析和及时反馈，传统的纸质媒介和人工统计操作等手段已难以满足要求，需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的在线运行、实时互动的质量管理平台，在信息采集、状态监控、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等环节实现标准化、流程化和信息化。

    在平台功能上，要依据不同评价项目的过程控制要素和教学评价相关者角色特征，建构基于信息化手段的解决方案，为“四方参与、四类评价”的质量管理架设信息化平台，实现各类评价项目的在线界面化。在评价手段上，可依托信息化质量管理平台广泛的信息布点和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将教与学互动的课堂教学实时评价、第三方督导的过程评价、就业质量的结果评价和毕业生职业发展潜力的发展性评价进行一体化设计和运行，从而全面建立校内外多方参与的质量管理机制。在反馈环节上，要基于实时高效的数据反馈，营造个体反馈、协同促进的质量文化。实现“督教、导学、促管”的和谐统一，通过控制和改进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作者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原标题：高职教学质量如何有效评价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仅受传统社会观念的制约，也受教育自身观念的羁绊。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起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思维。

    破除职业教育就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观念

    与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90年代末开始加快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30多年来，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发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型人才培养等同起来。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总体上从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重工业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为主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受教育年限和水平，发展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升级版的职业教育。

    从国际经验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了工业化和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列的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走向多样化，一些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整合发展成应用技术大学，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并推动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空间，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多类型人才，职业教育必然从技能型人才培养向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延伸，形成技术技能人才链。

     破除行业企业办学就是办职业学校的观念

    一提到行业企业办学，人们就自然联想到行业企业办职业学校。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缩小，给行业企业办职业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行业更多地发挥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积极开展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工作。企业作为办学主体，在积极完善自身企业员工培训制度的基础上，对接职业院校，积极承担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我国学龄人口和青年工人比例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一方面导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快速发展后出现了招生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出现了招工难与转型升级所需技术技能人才不足的双重困扰。因此，企业作为办学主体不是去办新的学校，而是去通过购买、租赁、委托、股份合作、混合所有等多种形式去整合、优化当前职业教育资源，与职业学校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培养人才，把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有机地整合，这也是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与学习型社会的到来，现代职业教育已从传统的职业学校和企业分而治之的双轨运行，发展为以现代学徒制为标志的产教高度融合，教育与培训概念的交集越来越大。以往在学校进行的正规职业教育越来越多地采取双元制、实习和顶岗培训等多种实训的培训模式；以往单一的企业培训也加强了与职业学校的合作，提高受训者的理论知识水平。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制度开始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进行改革。

     破除公办与民办二元化办学的观念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着“非公即民”、“公私分明”的观念，对二者分而治之，极大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此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这些要求体现了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性和社会性，发展职业教育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必须借鉴经济领域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加大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力度。

    如企业可通过投资入股的形式把企业培训机构建在职业学校或双方共建，当然学校也可以知识、技术等要素投入企业，把实习实训基地建在企业；行业与企业可以并购职业学校（或某些专业），成为行业企业的培训机构；政府可以把一些办学效果不佳的职业学校，委托办学实力强的民办学校或行业企业进行经营，当然公办职业学校也可以兼并民办学校；公办与民办职业学校可以共同创办一些专业或实习实训基地，职业学校也可以引入民办机构开展职业培训等。总之，职业教育投资大，必须充分调动社会一切力量参与办学，充分发挥多种办学主体的优势，发展混合所有的职业学校，形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破除校企合作禁锢于办学的观念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局限于办学层面，当然这也与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局限于中等和专科层次有关。近年来，教育部门积极倡导产教融合，产教融合下的校企合作绝非仅仅是合作办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关键期，培养实践性和创新性人才成为时代的要求。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综合性重点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本科阶段职业教育，培养大量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应用技术型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将产生一种新的创新力量，进一步完善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使创新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从欧洲国家应用科技大学的实践来看，应用科技大学是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科学技术社会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产品需求个性化、生产技术集成化、企业发展创新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它们在企业创新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学与企业合作形成了双向互惠的机制，改变了校企合作中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企业成为学校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学校成为了企业创新重要的人才库和技术革新的思想库。可见，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校企合作已从单一的人才培养发展到协同创新的新阶段。

    （作者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教所教授）

    原标题：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须破除“四大”观念

    今年6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这一决定，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和正在产生巨大反响。

    然而，在“谈职色变”的当下，许多新建本科高校对于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并不太感兴趣，甚至怀有抵触心态。长期以来，无论是中等还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都属于边缘教育体系。不管是生源、师资还是其他方面，都不过是普通教育反复遴选后剩下的“边角料”。这种“囧态”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观。其实，从社会的总体需求看，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一技之长的职业技术人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高等教育自1999年扩招以来，并未将重心放在职业技术教育上，导致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出现了从“难”到“最难”再到“更难”的困局。这种全方位的资源浪费既不能有效警醒普通本科高校，同时也挤占了职业技术院校的生存空间，无法满足它们对资金、高水平师资和优质生源的渴求。

    从现有情况看，转型面临着双重困难和抵触。许多高校处于徘徊和观望之中，踯躅不前。有的认为自己一直都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而一旦挂上“应用技术大学”名号就等于进入下行通道，迟早会与那些低层次的高职院校为伍，害怕出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状态。而职业技术院校本身，却有一种强烈的剥离感和不公平感。在它们看来，自己办学资历虽短，但一直在职教领域心无旁骛地努力奋斗，已经小有成就。而且公办高职院校至今依然无法摘掉“专科”的紧箍咒，短期内“本科”头衔可望而不可即。假如新建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必然抢占高职院校眼前的“高地”，堵塞自己的上升通道。

    如何既让更多新建本科高校积极主动地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又能够彻底消除高职院校的误解？如果是自上而下地推动，势必造成“拉郎配”的被动局面，教育主管部门不但要背负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骂名，而且容易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作为“牧羊人”，教育主管部门不宜用强硬的“大棒”政策，而应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善用和巧用“胡萝卜”政策，即通过资金投入、政策倾斜和层次提升等方式，首先吸引一两所985工程名校率先转型，并将其打造成为高职教育领域中的北大、清华，逐步形成和凸显“头羊效应”。这无疑是一个事半功倍、必须优先考虑的“A计划”。

    如果把新建本科高校比喻为一个羊群，头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新建本科高校中，因为各校办学实力和影响力都在伯仲之间，个别高校虽能适应新形势、及时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却缺乏强大的引领作用和磁场强度，其他高校只能“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所以，必须有个别层次高、办学实力雄厚、影响巨大且以工科为主的985工程名校进入该领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通过名校转型的头羊效应，去吸引其他新建本科高校主动转型，同时必将极大地推动高职院校你追我赶、奋勇当先，向本科层次迈进。诚如此，职业技术教育将不再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角色，而逐步形成一种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火热场景。

    反之，假如缺乏头羊效应，任何其他行政手段推动的转型都是事倍功半，或许还会引发整个高等教育的思想混乱，无助于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甚至导致职业技术教育被再次妖魔化。当然，即使是推动一两所985工程名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大学亦绝非易事，既需要名校主动为国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承担重任，能够真正成为转型的样板，还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鼎力支持。只要有985工程名校打破常规、带头转型，头羊效应必将迅速放大且持续不断地发酵，其效果远胜于用鞭子驱赶各怀心思、瞻前顾后的“群羊”。

    （作者系广东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原标题：本科高校“普转职”需要“头羊效应”

    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地方高职院校上有本科院校、下有中职学校，同时区域内地方高职院校众多，专业差别系数小，相互竞争激烈。因此，如何提高地方高职院校的竞争力，实现成功突围，是很多地方高职院校负责人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提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力，是提高地方高职院校竞争力的关键。以浙江省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衢州职院与衢州学院（本科院校）分离仅仅三四年时间，在合办过程中，错过了高职发展的最好时机，师资力量、硬件水平都与省内同类高职有不小的距离，在当地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不高，发展举步维艰。但我们坚信，只要提高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就能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为此，学院在深入研究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基础上，确立了以“俯身贴地、提升能力，服务衢州地方经济”为指导思想的发展思路，努力提升服务地方的贡献率，办一所让更多衢州老百姓得实惠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在校企合作中，学院探索产教融合方式，找到专业对接当地产业的发展路径，积极主动地为地方产业服务。在专业设置上，学院根据地方产业情况，撤旧立新、及时调整。比如，根据地方光伏产业的发展，在全省高职院校中设立了首个光伏专业，经过几年努力探索，专业与产业同频共振，五六家企业在学校开设订单班，还出现了以企业命名的二级学院，既方便学生就业，又保障企业用人需求，得到企业和社会的好评。

    对于地方高职来说，学历教育仅仅是服务地方经济的一种方式，开展职工和农民的技能培训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种方式。学院摸准地方需求，及时拓宽社会服务渠道，做大职业技能培训。2011年年底，学院成立衢州农民学院、衢州女子学院，开放校内外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开设家政、月嫂、养老护理员等护理类培训班，同时结合衢州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开设“三长一嫂”（店长、厨师长、家庭农场长及月嫂）、电子商务、农村电工等20余个专业培训班，培训班次100余期，培训学员1万多人次，发放各类技能证书3500多本，并以此为平台，将教师送到街道乡村，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有效的培训服务。

    在“俯身贴地”的过程中，师资得到锻炼，资源得到整合，特别是当地一些企业、事业单位都把最优质的资源与学院共享。比如，因为校企合作紧密，开山集团副总裁汤炎、苑增之博士和开山集团首席设计师、高级工程师10余人，分别担任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压缩机方向）专业的客座教授和兼职教师；一些企业的机器设备搬入校园，供学校无偿使用；在与衢州市人民医院共同创办护理专业的“衢医班”后，医院的专家走进校园参与教育教学工作，与专业教师一起开展专业研究……在努力服务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学院的师资、生源、专业和设备等变得越来越地方化和特色化，而服务的“地方”慢慢变成学校的“地盘”，学院的办学水平和竞争力迅速提高。

    有为才有位，有服务力才有竞争力，地方高职院校要在服务中找方向、在服务中提能力、在服务中创平台、在服务中实现特色化。

    在服务地方、提升能力的过程中，地方高职的概念也在发生着相应的进化。在我们看来，“地方高职”就是立足地方、依托地方、服务地方，进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宽广平台。这个平台在高处，一边连着地方经济，一边连着学生、农民和职工。高职有多高，就要看边上的两条腿有多高。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原标题：有服务力才有竞争力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今年招生打了一个胜仗，招新生3300人，比去年增长了50%。还有许多家长想给孩子报名，但被学校婉拒了。像天津机电工艺学院这样招生好的职业院校，今年有很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往中职招生难的情况今年已有所改变，许多中考成绩中等的初中学生及其家长开始考虑选择报考中职学校。

    今年2月，国务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措施，要求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新政策使职业院校招生迎来“开门红”。

    有学生搞不清楚复杂的中职专业及不同的班级类型，不知道该怎么报到。广西物资学校就从源头开始服务，最大限度地简化程序。学校还为每个新生配备一名志愿者，从火车站到学校再到注册、分班、选宿舍，每个程序都有专人指导。

    新生吴雯雯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办好了入学手续，收费也只有住宿费和书费。她说：“我很幸运，这个学期广西开始实行中职学费全免，就让我赶上了。学校很漂亮，连宿舍都有空调，这么好的环境我要更努力地学习。”

    有家长担心，职业学校的学习模式和普通初中不同，孩子一时适应不了。北京市商业学校就为每个新生班配备了两名学生辅导员，及时解答新生的难题。商贸旅游系三年级学生孙伯陵现身说法，带着学弟学妹参观会计专业的仿真银行、西餐专业的咖啡厅，又讲解了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终于让家长放下心。

    有家长问，中高职衔接、中职本科贯通这些新模式有没有经验可参照？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副校长周健介绍说，学校已经在暑假建好了实训基地，并和本科院校共同设计了第一批课程，调集了最好的力量支持项目试点。听了介绍，家长李安远欣慰地说：“看到学校精心的准备，证明我们来中职是来对了。”

    导语：“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为鼓励、传播和推广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而创办的活动，自 200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被称为'民间评价教育的有益尝试'。

　　2014 年，“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评选活动启动。此活动围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重点领域，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发现、总结、宣传和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案例，促进整体性的教育制度改革。搜狐教育将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此次活动。

　　以下为2008年第一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获奖案例。

　　重庆永川市推行'城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

　　【问题背景】

    重庆永川市位于长江上游北岸，地处成渝经济带，东距重庆主城区58公里，西至成都276公里，是重庆市确定的首批规划建设的五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在重庆市主城区、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板块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显独特和重要。永川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在渝西经济走廊地区的12个区、市、县中，永川GDP增长率、人均消费品零售额、第三产业比重、保险费收入占GDP比重、每百人拥有电话机、综合劳动生产率，每万人在校生数等7项综合指标处于领先地位。永川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着永川物流、人流、信息流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职业教育学校作为技术人才培养的基地，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永川中专院校多，办学规模与办学实力在渝西地区独一无二。现有综合本科院校1所，电大1所，民营高等院校2所，有省部级以上重点职业学校7所，教师1218人。这些老师中有部分在民办职业学校兼职兼课，这就为民办职业学校提供了丰富教师资源，促进了民办职业学校快速发展。形成公办、民办职业学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永川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永川市每年初中毕业生稳定在12000人左右，按升入普通高中、职业学校6：4的比例计算，每年能为职业学校提供生源4500人。近年来，各类职业学校每年在永川市外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新招生人数占实际招生人数的80％以上。生源遍及全国大多数地区。永川市是重庆职业教育基地，被称为西部职教城。

    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的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投入不足，办学条件比较差，办学机制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质量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教育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和企业的需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培养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却得不到企业的青睐，而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又不得不再次培养，职业教育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近几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眼界不够宽，力度不够大”仍然是永川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表现在总体规模偏小，生均资源偏低；师资不足，学生技能素质、教师教学水平、毕业生就业质量有待提高。

    永川市政府管理者更深层次的考虑:从更加长远的目标看,永川一定要尽快建立起以开放、沟通、灵活、弹性为显著特征的学习型社会的教育体系,但是,依托旧有的制度是很难达到这一目标的。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系统最为直接的出口,职业教育既具有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担负着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实现自身职业化的社会教育使命。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是能够最先突破传统学校教育模式的束缚,实现制度和方法创新的,从而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所以,抓住了职业教育,就等于抓住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牛耳”。“把职业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永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与经济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和大城市建设同步推进,努力把永川建成中国西部职业教育试验示范基地”,遂成为永川人的共识。

　　 【决策过程】

     2002年5月，永川市提出建设“川渝经济带上区域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为尽快实现这个目标，永川经过反复论证，最终认定“发展职业教育”是“承载和推动城市发展的一个轮子”。

     经过反复酝酿,2004年初,永川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决定,在永川城区的老成渝公路和成渝高速公路以北的10平方公里区域内,规划建设具有现代水平和规模的职教城区,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西部职业教育基地和职业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市场运作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永川建设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永川市人民政府，联合成立“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按照 “城校互动、资源共享”，即 “城市以职业教育为特色，职业教育以城市为依托，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的发展理念，精心打造重庆职业教育基地。 

    2005年，永川市把职教基地建设作为实施“文化兴市”战略的重要支撑，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中心工作来抓。为此，永川市与市教委共同制定了《重庆职教基地事业发展规划》和《重庆职教基地园区建设规划》。按照建设规划,到2007年,重庆职教城的职业院校要发展到28所,建成区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在校生8万人,各类职业技术培训达到每年2万人次以上,成为重庆市中高级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重要基地;到2010年,城内职业院校发展到30所,建成区面积达到8平方公里,在校生10万人,各类职业技术培训达到每年2.5万人次以上,成为长江上游职业教育示范区;到2020年,各级各类职业院校保持30所规模,在校生达到13万人,职教城要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示范基地。

　　为实现资源共享,永川市政府切实加强各相关部门的配合与协作,于2005年11月下发《关于明确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建设相关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永委办发[2005]139号),明确了包括中共永川市委宣传部、永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市教育委员会、重庆职教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市规划局、市人事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设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在“职教城”建设中的工作职责。

　　【具体措施】

　　永川市“城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的措施主要有：

　　科学编制规划。一是确定发展思路。永川市职业教育确定了城校资源共享的理念，使区域内职业院校的布局、办学规模、专业设置与永川新区建设、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具体做法是,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与职业院校配套,城市文体设施、商业设施、医疗服务及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与职业院校共享。二是编制发展规划。本着“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稳步推进、务求实效”的原则，由重庆市教委牵头，永川市教委、职教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配合，组织力量，反复论证，制定了《重庆职业教育基地事业发展规划》、《重庆职教基地产业发展纲要》、《重庆职业教育城建设总体规划》。规划总用地10平方公里，把永川整个城市划分为三个区域,所有职业院校按照“资源共享、城校融合”的原则对应三个区域形成A、B、C三大组团;每个组团都集中了一批院校,并有自己的功能侧重点，形成城中有校、校中有城,城校融合”的创新之城。

　　加大资金投入。重庆、永川两级政府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引导职业院校多元投入，按照“分区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快校区拓展和校舍建设，逐步完善重庆职教基地水、电、气、路、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6年，职教基地各职业院校建设总投入近13亿元，征地2517亩，校舍建筑面积达185万平方米。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统筹调配有限的职教投入资金，避免了职教发展多元投入中的盲目性、重复性，降低了院校建设成本。　

　　营造良好环境。一是制定优惠政策。制定出台了土地成本价供给、教学用房免缴建设规费、基础设施建到校园边缘等鼓励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职业学校快速发展。二是狠抓“永川技工”品牌打造。构建“永川技工”品牌打造新机制。每年选择800名左右的优秀毕业生，建立“永川技工”人才库。三是加强扶贫助学基地建设。采取“政府资助，社会赞助，学校减免，工学交替，勤工俭学”等措施，搭建起贫困家庭学生“走出贫困家庭，走进职业学校，走上就业岗位”的“致富金桥”。 四是统筹社会资源,抓好配套服务平台建设。如对外合作平台建设：吸引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紧贴市场,积极开展与行业联合办学;广泛与国内外教育机构交流,推进合作办学；教学指导平台建设：面向市场,合理设置专业;创新机制,加强教学管理;整合资源,开展课程改革；学生招生就业平台建设：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建立就业服务机制,强化就业培训,为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保障；鉴于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与行业企业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在“职教城”建设中,按行业建立了职业教育行业协调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预测行业人力资源需求情况,参与编制培训规划;组织企业和职业院校人员制定本行业相关岗位能力标准,编写培训教材;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本行业培训机构资质标准;为职业院校加强行业联系搭建有效平台;参与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

　　拓宽学生就业面。一是坚持多层次办学。重庆职教基地有综合本科、高职、中职、短期培训及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等多种办学机构70多个，2000年以来，共培养高、中、初级技能型人才8万余人。二是开设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90多个。三是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政府支持、市场运作、校企结合等方式，在永川、重庆、北京、天津等地建成了机械加工、数控技术、电子应用、服装制作、旅游服务、特色养殖等公共实训基地，年培训学生2万人以上，培养适应企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深化职教改革。一是创新管理体制。探索实行了重庆市教委、行业主管部门和永川市人民政府共建共管职业院校的体制。整合劳动部门的技能鉴定、人事部门的人才交流、农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职能，成立了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实现了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集约化。二是推进教育改革。大胆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集团化的办学路子。调整专业设置，创新课程设计，实施学分制、选修制、多证制；职教基地内，积极推行弹性学制、共同培养制度，建立职业院校学分互认和选修专业、第二专业互开的运作机制。三是加强职教研究。2005年12月19日，永川市牵头申报的职教研究课题《“城校互动”职教发展模式研究》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国家重点课题。四是狠抓师资队伍建设。重庆市教委确定文理学院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重庆市委人才领导小组在重庆市职教基地建立职教师资流动站。职教师资流动站通过重庆永川两级政府的教委、人事局、科委等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的大力协作，通过网络等新闻媒体，深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引进人才。师资流动站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院校师资缺乏问题。　

　　加强交流合作。一是认真学习借鉴外地职业教育发展先进经验。先后组织人员赴北京、陕西、江苏、山东、天津、江西、四川等职教发展较好的地方考察，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二是加强对外交流合作。近几年，重庆职教基地每年接待来永参观交流、投资考察的客人100余批次，1200多人次。

　　【制度创新】

　　在永川，“抓职教就是抓经济，抓经济必须转职教”。永川职教开创了中国职教第四种模式——“城校互动”模式。永川“城校互动”中的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城市。“城”的范围指的是永川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区；“校”指的是分布在永川城市建设规划区的所有职业院校、成人教育机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城校互动”指城市与职业院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永川职业教育模式是重庆教育的一张名片、一个符号与新坐标，实现了“城中有校、校中有城、城校融合、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局面，拉动了城市的大发展，城乡经济的大提速。教育部部长周济认为，永川市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并将其与建设现代化城市有机结合起来的做法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在全国交流和推广。

　　【实施效果】

　　永川市实行“诚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带来的效果主要有：

　　职业教育规模扩大。2006年与2003年比较,职业院校数量由26所增加到30所;学生增长79.3%、增加44 459人,达到100 459人。其中,高等职业院校增加5所、学生增加34 067人,中等职业学校减少1所、学生增加10 392人。职业院校固定资产由2.6亿元增加到3.9亿元,建筑面积由117万平方米增加到185万平方米。职教基地建成面积2004年3.3平方公里、2005年4.5平方公里、2006年5平方公里。职业培训机构增加2个,学员增加4 230人。

　　拉动经济发展。2006年与2003年比较,永川市GDP增长47.79%,由85.727亿元增加到126.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长23.4%,由15.09亿元增加到18.62亿元;第二产业增长55.99%,由32.49亿元增加到50.68亿元;第三产业增长50.81%,由38.06亿元增加到57.4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03年第一产业占17.6%,第二产业占37.9%,第三产业占44.5%;2006年第一产业占14.7%,第二产业占40%,第三产业占45.3%)。2002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3亿元;2003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3.5亿元;2004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4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3亿元,拉动消费4亿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1.6万个,增加城市人口1万余人;2005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5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3.9亿元,拉动消费4亿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1.6万个;2006年职业教育拉动永川GDP增长5.3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约3.5亿元,拉动消费5亿元,间接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

　　另外，还拉动了商贸、建筑、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发展。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职教还缓解了就业带来的压力。据调查测算，永川新招1万名职高、中职和高职学生，可增加教职工及间接提供岗位4023个，也直接、间接延缓了28132人的就业压力。

　　还提升了城市人口素质。目前，永川市每万人口中有职教学生80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加上城区的教师和各级各类教育在校在籍学生，教育人口占城区人口的比重已近50%。

　　【案例点评】

　　重庆职业教育城，可以实现教育设施配套、校园文化服务设施配套、专业和学科建设配套、实训基地设备配套和招生与就业服务配套。有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有利于提高设备设施的综合使用和效益的发挥；有利于节约学校办学和社会服务成本；有利于政府统筹，完善服务体系。同时，相对集约使用社会资源，还有利于扩大职业学校的社会影响，增强学校的竞争力。该模式被誉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第四种模式——“城校互动”发展模式。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努力培育“学技能来永川、选人才来永川、办职教来永川”的“永川技工”职教品牌，走出重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06年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重庆职教城，对重庆职业教育基地发展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温总理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我国目前的教育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即巩固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其中，职业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各个方面，面向各个阶层，面向人人的。只有把职业教育办好，才可能真正使其成为面向人人的教育！” 

    原标题：重庆永川市推行“城校互动”职业教育模式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是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考试招生作为教育领域的风向标，是评价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指挥棒，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抓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找准了突破口，牵住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必将推动教育朝着更加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 考试招生制度为何要改

    我国考试制度由来已久。“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等诗句，就是古代考试制度改变读书人命运的生动写照。进入现代教育以来，考试制度成为学校选拔学生的重要手段，在教育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的考试招生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选拔培养人才、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莘莘学子通过考试“跳过龙门”，实现了人生梦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同时必须看到，面对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好教育的新期待，考试招生制度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一考定终身”的弊病日益凸显。

    唯分是举，应试倾向重。“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下，分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成为唯一“杠杠”，学生被绑架在分数的战车上，分分计较；学校和老师围着升学率转，疲惫不堪……为分而学、为考而教的状况，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导致育分不育人。这种状况下，往往是重知识灌输轻实践锻炼、重智育提高轻德育培养，很多学生被训练为应试机器，成了“背多分”，影响了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招考不分，录取方式单一。考试的初衷是科学合理地评价教育，招生的目的是选拔优秀合格的学生。两者本是相对独立、互相关联的环节。但目前的考试招生制度，更多地把一次考试、一个分数作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而且，现在的试卷内容，明显向选拔研究型人才和科学家倾斜。这种“一锤定音”的考试，以及单一性选拔人才的方式，很难规避学生因一次“小失利”而影响一生的风险，更难以把具有不同天赋和才能的人才选拔出来，考试的正向激励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各类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考试招生存在不公问题。招考制度犹如一把尺子，丈量着教育公平，引领着社会公平。近年来，国家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城乡之间入学机会差距。但现实中，种种考试招生的不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比如，一些生源大省考生上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偏少，招考的地区差异明显；重点大学的农村考生比例下降明显；小升初“择校热”高烧不退、屡禁不止；等等。

    招考不改，教育难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考试招生制度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这次改革的总目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具体来说，包括3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基本模式；健全学生、学校、专业机构、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招考运行机制；构建衔接各级各类教育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教育部表示，2014年年内将出台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可以说，考试招生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微评

    只看分数不看人的考试，会让学生变成做题的机器，让青春年华沉没在题海里。

    考试招生制度，既是枢纽也是闸门，既是指挥棒也是风向标，既是改革的重点也是突破的难点。

    滥加分、假加分，就好像发令枪未响，已提前跑了一程，让“裸考”的考生情何以堪。

    一边心疼孩子辗转于各种补习班，一边迫于升学压力又不得不逼孩子上“战场”。

    声音

    袁贵仁：改革须积极稳妥、蹄疾步稳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考试招生改革特别重要、特别复杂，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考试招生制度在改革中不会走旧路，要坚持制度、完善制度，改进民众觉得不满意、不科学的方面；不走错路，绝不允许发生颠覆性错误；尽量不走弯路，不能给改革留下“后遗症”。

    二 高考改革有什么突破

    高考，被称为“中国第一考”，在整个招考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指挥”高中，左右初中，而且已经影响到小学甚至学前阶段。有人提出“高考不改，一切皆空谈”。

    为此，这次改革把高考改革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系统综合的设计，先在一些地方试点，将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命运，改为依据高考统考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建立起更加科学、更加公平的评价选拔体系，以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综观这次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有不少重要突破。

    第一，统考内容和方式有突破。统考，也就是现在每年6月7日、8日（一些地方到9日）进行的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统考考什么、如何考，是高考改革的 “重头戏”。在统考改革方面，重大举措主要是两点：一是调整科目，不分文理科，增强考试的综合性，促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二是外语不再在统考时举行，实行社会化考试，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可以一年多考，将最好成绩计入统考总分。

    第二，综合评价有突破。评价一名学生，不仅仅注重“考三天”，还要“看三年”。除了统考之外，将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再实行百分制，而以合格和不同等级来评判，每一门课程学完即考，“一门一清”，减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和优势以及高校招生基本要求，自主选择参加部分等级性考试科目。综合素质评价，主要考查学生品德养成、身心健康、兴趣爱好、实践能力等方面发展情况，促进学生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第三，招生录取有突破。与考试改革配套衔接，在招生录取上实施两个方面重点改革。一是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依据统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完善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办法。二是高等职业院校招生，体现职教特色，在录取方式和时间上与普通高校分开，主要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职业倾向性测试成绩录取，使学生从高考的竞争压力中解放出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

    人们对高考改革最担心的是，增加了学生平时表现在高考录取中的分量，会不会被一些人用来打“人情分”，带来新的不公平。有什么措施来防止出现这种弊端？具体说，就是要加快建立个人、学校考试评价诚信档案体系，清理并严格规范各类加分政策，完善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等，为确保高考公平保驾护航。

    链接

    近些年来高考改革的有关重大事件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改革。

    ◆2000年，北京等地进行春季招生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2004年，全国推广分省命题。

    ◆2005年，开始实行高职高专单独招考。

    ◆2006年，自主招生高校扩大到53所。

    ◆2007年，海南等4省区率先实行新课程改革后的新高考。

    晒政策

    2014年起高考部分加分项目调整情况

    1.参加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保送资格。

    2.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保送资格和加分资格。

    3.保留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项目的省（区、市），测试项目限定在中学普及程度高、锻炼效果好的田径、篮球等8项。

    4.所有拟享受高考加分的考生，均须经过本人申报、有关部门审核、省地校三级公示后方能予以认可。

    ——参见教育部《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

    三 中考改革亮点在哪儿

    中考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关键一跃，是衔接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重要枢纽。中考改革的取向和效果如何，直接影响每个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关系到素质教育的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为中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具体来说，这次改革究竟有什么亮点呢？

    亮点一：注重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改变一次考试评价和选拔学生的局限，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评价情况为依据的招生方式。根据课程开设和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在相关科目的学习完成后，及时安排相应考试，减轻学生集中复习和备考压力。同时完善学生“成长档案”，客观记录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录取的主要参考。

    亮点二：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优质高中师资强、硬件好，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大，是人们趋之若鹜的“香饽饽”。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是否合理，关系着中考改革的公平性。要完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办法，使优质高中向普通初中倾斜，为在薄弱初中的学生提供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分配比例已超过50%，山西、山东等省甚至达到了100%。北京在2014年中考改革中，将全市83所优质高中校统招计划30%的名额，分配到区域内所有初中校。

    亮点三：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实行注册入学。中等职业教育是国家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重要渠道，为很多学生实现人生价值又打开“一扇门”。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在录取方式和时间安排上与普通高中分开，使部分学生从激烈的中考竞争中分流出来，提前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

    四 小升初改革有啥举措

    小学升初中是义务教育阶段内的升学，从1986年开始，在普及初中的地方，就推行小学毕业生就近免试升入初中的改革。这体现了义务教育公益性、公平性的法定要求，一定程度减轻了小学生课业负担和考试压力。但事实上，由于教育资源不均衡，家长宁可舍近求远也想让孩子上一个好初中，这导致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小升初“择校热”愈演愈烈。孩子们苦练各种“绝技”，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应平静轻松的小升初成为一场激烈的“大战”。

    为改变这种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并提出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等举措。2014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划定招生范围、有序确定入学对象、规范办理入学手续、全面实行阳光招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做好随迁子女入学、大力推进均衡发展等一系列具体措施。2月，又专门发出通知，对做好重点大城市（直辖市、副省级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提出要求。要确保免试就近小升初政策落实，关键是用好这样几招。

    科学划定片区。落实就近入学，首先要把“近”的范围划定好，让大家知道哪个孩子该上哪个初中。科学合理划定片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片区划定后要相对稳定。教育部提出，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严格学籍管理。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从2013年9月1日起，全国2亿多中小学生获唯一学籍号。统一建成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终身不变。这将为小升初学生登记、随机派位及遏制学生无序流动等提供基础性保障。

    强化公开监督。免试就近入学的各项措施管不管用，关键是要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小升初工作开始前，应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划片范围、招生计划、程序时间、办学条件等相关信息。小升初期间，应主动公布招生结果等相关信息，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探索学区化办学。所谓学区化，就是按照地理位置相对就近、办学水平大致均衡的原则，将初中和小学结合成片进行统筹管理，提倡多校协同、资源整合、九年一贯。北京市西城区从2014年起试行学区制，以15个街道行政区划为依据建设11个学区，通过优质校与部分学校的重组，对学区内教育资源进行重新布局，实现学区之间、学区内各学校之间资源均衡配置。同时，还将采取高校、优质中学办附小的方式推行九年一贯制。全国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类似试点。

    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落实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减少特长招生、取消“共建生”，优质学校片区买房落户成为择校的唯一途径，造成“学区房”房价上涨等。对此，还要通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拂面春风好借力，正是扬帆远航时。”目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启程。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每一枝“祖国花朵”都将竞相绽放，成为民族复兴的有用之才。

    晒政策

    做好重点大城市就近入学工作的目标

    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5%以上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

    ——摘自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

    问与答

    问：如何划定招生片区？

    答：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有的区域内有多所初中，有的区域内只有一所初中。据此，划片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校划片，即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为每一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另一种是多校划片，对于初中比较集中的城区，暂时难以单校划片，可按初中新生招生数和小学毕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多所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

    声音

    蔡达峰：就近入学关键在于教育的均衡化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认为，就近入学是为了公平公正，必须实现义务教育办学标准和质量的均等。如果公办学校有质量差异，就近入学就难以实现，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教育质量”比“上学便利”更重要。

    深阅读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门户网站。

贵阳网讯 近日，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获悉，第七届中国——东盟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峰会，将于9月2日——5日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东盟十国的职业教育专家将与国内专家学者就人才开发、培育等课题展开对话。

    据悉，此次峰会由外交部、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外事办公室、中国教育国家交流协会、中国-东盟中心、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承办。会上，来自文莱、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十国的职业教育专家以及国内的专家学者，将围绕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培育、职业技能的培训展开讨论，并就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经济一体化后，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对人力资源发展的要求开展政策性对话。

    此外，峰会还将对中国——东盟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建立合作与交流机制方面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学期即将开学，各地高考录取陆续进入扫尾杀青和回顾总结阶段。近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高职学校遭遇大面积“零投档”》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上网下搅得沸沸扬扬。

　　单从标题的字面意义来看，这篇报道显然是职教领域一则“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负面新闻，在职业教育吸引力长期差强人意的当下，这样的“唱衰”无疑会让受众产生认知上的迷惑甚至误解，即便是对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主旋律，也会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干扰。对于已经收到高职院校录取通知书、欢欢喜喜准备开学的万千学子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话题。

　　其实，高职院校招生遭遇“零投档”并非新鲜事物。正如该文所述，早在2011年，山东等省就曾出现过令人乍舌的“零投档”现象。此后几年，这一状况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常态化。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这样的报道是为了促进职教人形成自知意识和自救意识，戒除人们对于职教发展形势的盲目乐观，激发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合力支持。然而，从比照现实的角度看，我们更需要对高职院校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零投档”现象给予客观认识和理性解读。

　　首先是对“数字”的理性认识。以陕西省为例，该省今年参加招生的文史类院校有597所，其中139所院校遭遇了“零投档”；理工类640所院校中，“零投档”院校多达181所。光从纯数字上看，确实怕人，并很容易让人将高职院校与“招不到学生”、“关门倒闭”之类的敏感热词挂起钩来。而事实上，今年共有1237所高职院校在该省投放了120076个高职招生计划，其中有84073名考生成功投档，占到了整个招生计划的70.02%。通过这样的对比，“零投档”数字的“危险系数”将会舒缓许多。

　　其次是对“灾情”的理性认识。报道称高职学校“零投档”全面爆发，事实上，即便各省都爆发了“零投档”，我们也需要查实究竟哪些学校是“零投档”的主角。其中，“外省计划”、“中西部地区”、“弱势行业”、“民办院校”等诸多关键词不容忽视，它可以帮助人们比较理性地解读“灾情”，而避免陷于盲目的恐慌。

　　再其次是对“原因”的理性认识。离开了理性分析和刨根问底，我们很容易将高职院校的“零投档”归因于学校办学质量不高、信誉不好，这样的判断显然有失客观和公允。如果我们忽略了地域弱势、行业弱势、“90后”独生子女恋家、民办院校不享受政府财政支持而收费较高等诸多客观因素，就会对高职院校的“零投档”产生误判，甚至会影响到国家依此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决策和顶层设计。

　　撰写此文，并非一味为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开脱免责，更不是盲目为职业教育高唱赞歌，而在于警示全社会对当前的职教发展形势作出客观的评判。国家在敦促职业院校普遍提升办学质量、打造办学特色的基础上，须为职教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制订更加有利于不同体制院校公平发展、推动职业教育优质发展、促进职教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及时改进和纠正目前高考政策中人为分等划级的按批次招生、强令高职院校划列外省计划等不合理规定。唯其如此，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的精神才能得到圆满贯彻，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宏伟蓝图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原标题：高职“零投档”现象需要理性解读

    “非常遗憾，中职、高职冠军选手不能同时登台亮相。”日前，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有关负责人公开批评全国职业院校汽车维修技能大赛中职组、高职组被有关部门与行业组织分而治之、多头管理的乱象，并称这对于交通运输行业人才培养与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有害无益。

　　“技能大赛是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风向标与检验平台。”据知情者透露，关于全国职业院校汽车维修技能大赛话语权的问题，涉及教育部、交通运输部、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而针对参加国际技能大赛选手选拔权进行博弈的，则集中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之间。

　　国家有关部委及行业组织到底为何而争，以及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青年报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中职、高职汽车维修大赛分两地举行 承办单位分属不同行业

　　今年6月中旬，全国职业院校汽车运用与维修技能（中职组）大赛（以下简称“中职组汽车大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而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营销大赛（以下简称“高职组汽车大赛”）则在吉林省长春市进行。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官方网站获悉，中职组汽车大赛由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主办，全国交通运输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交通运输教指委）、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江苏省教育厅等承办。高职组汽车大赛同样是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分别是吉林省教育厅、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等。

　　交通运输教指委、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是怎么与学生汽车大赛扯上关系的呢？这还得从职业教育“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三原则说起。教育部根据“三原则”牵头成立了53家“行指委”、6家“教指委”。这些组织受教育部委托，由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牵头组建和管理，对相关行业（专业）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研究、咨询、指导和服务，指导本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

　　据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成名单显示，交通运输教指委设在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主任委员为该司有关负责人；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则设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培训部（即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记者注），主任委员为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原主任。

　　“因此，不可避免地在汽车职业教育领域以及学生技能大赛中出现了姓‘交’还是姓‘机’的‘拉锯战’。”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说。

　　是谁的手伸得太长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晓明并不回避学生汽车大赛语话权争夺的问题。他说：“汽车前市场管制造，后市场管维修、销售的模式，与现在汽车产业升级、制造与服务并重发展趋势不适应。”

　　陈晓明认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下辖专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交通运输部主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民政部注册登记）等行业组织分属于不同部门是历史造成的，不符合市场规律，不适应汽车产业运营管理体系。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前身是原机械工业部教育司，上世纪90年代国家机构改革以后负责行业教育培训工作。陈晓明说，学生汽车大赛不能按过去计划经济思维来设计，应该按完整产业链所需要的能力设计，不光高职组汽车大赛由该中心主导，中职组学生汽车大赛也应该合并过来统一组织、设计。

　　对这种说法，交通运输部表示“反对”，并给出了理由：国务院法规、中央编办批复交通运输部“三定”职责（中央编办发〔2013〕133号），均明确交通运输部门主管全国机动车维修业。交通运输教指委也设在本部门。2013年交通运输部、教育部还联合签发在职业院校交通运输类专业推行“双证书”制度的实施意见。

　　“从行业发展、中高职衔接以及交通运输类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人才培养角度出发，专业目录、技能大赛等应该放在同一个类别进行科学研究与制定。”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怡民说。

　　现在交通运输类中职专业、高职专业分别归交通运输教指委、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造成中高职专业、课程不对接，甚至出现同质化竞争，直接受影响的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33所，在校学生29万人；中职学校120多所，在校学生40万人。

　　据介绍，自3年前开始，有关方面就围绕机动车维修类专业归属、学生汽车大赛话语权等展开了交锋。去年9月，在教育部召开的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上，交通、机械两家就有争议。有关部门表示，在会上能协商的就协商解决，不能当场协商解决的可以提交书面意见。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通过正规渠道向教育部职成司发函，商请解决中职、高职学生汽车大赛“一分为二”等有关问题。

　　据透露，目前，教育部修订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机动车维修类专业已划至交通运输职业教指委。但是，对高职组汽车大赛归属问题，态度不明确。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选手选拔工作又刺痛了教育部以及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等。据了解，2015年世界第43届技能大赛将在巴西圣保罗举行，中国将再次组团参加28个项目的角逐。

　　有着“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始于1950年，每两年举行一次，选手年龄要求在22周岁以下。中国从2011年开始组队参加。教育部方面认为，中国代表队选手的选拔、培训工作应该依托行业企业，并与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等有机衔接，达到一致对外、为国争光的目标。但有关部门把中国代表队的大部分选拔、集训基地设在系统内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部分企业。

　　全国有3000万中高职在校生，大部分在校生的年龄在16～21岁，作为中国技能人才主力军的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却难以企及世界技能大赛这一舞台。有人批评：“画地为牢，生怕国家对选手的补贴、奖励旁落他人。”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会长孙守仁说，该协会拥有国内一流的专家资源，以及世界技能大赛汽修项目裁判，他们主动找到人社部能力建设司对接，希望参与并承担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汽修项目选手的选拔与训练指导工作。不过，这种举措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响应。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面临部委“各自为政”的考验

　　本报记者查阅人社部发文的2014年中国技能大赛安排表发现，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没有列入国家级一类、二类竞赛目录，获奖选手不能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不能获得晋升一级职业资格的奖励。

　　至于具体原因，人社部方面让本报记者去问教育部。

　　“类似的问题很多，政府、行业组织、行业学校错位、失位、越位的事也不少。到底是以部门利益为大，还是以学生成长与人才培养为大？有关部门就是喜欢单干。根子在利益上，难点在政府部门。要解决这个问题涉及现代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陈晓明说。

　　虽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但是据参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士介绍，在高规格的会议上，有关部门还提出建立“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细致到课程怎么开设等内容。如果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还差不多，如果另搞一套“现代职业培训体系”就显得调子不一致。

　　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行业指导与产教融合，国家有关部委、行业组织连学生技能大赛话语权都争得不可开交，又谈何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呢？机械教育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状况对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害处，你懂的。”

　　（原标题：多部门为学生技能大赛话语权“打架”）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校训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市属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全国“百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一。2008年进入全国百所高职示范校建设单位行列。陈云、邓颖超曾分别为学院题写校名、校训。学院拥有50余年的办学历程和丰富的文化积淀，被首都商界誉为“黄埔军校”“经理摇篮”。

    8月22日下午，本网记者拜访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院王成荣院长、校企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周红利以及科研处田志英处长做了热情的接待。访谈期间，周主任和田处长首先简要介绍了学院的成长路程、近期的工作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着重采访了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在职教集团化建设方面的工作情况。

    由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牵头成立的北京商贸职业教育集团，是市属职业教育集团，也是首都唯一商贸类职教集团。王院长强调，在职教集团的建设方面，学院通过感情纽带、事业纽带与利益纽带相结合，加强集团内学校与企业的交流与联系，提升职教集团的凝聚力，并在职业教育项目开发、科研和培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王院长表示，北京商贸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时间不长，面临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集团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很多做法和想法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获得了北京市教委的肯定，把握住了集团发展的大的方向。

    王院长强调，在未来的职教集团发展建设方面，要努力搭建好职教平台，不走形式路线，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办好职教集团。

    访谈最后，王院长表示感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提供的机会，希望能够通过中国职教学会加强与其他院校、职教集团的交流，相互借鉴经验，提升职业教育集团整体的发展活力和办学效果。

访谈合影

（左四为王成荣院长、左二是周红利副主任、右一是田志英处长）

    导语：“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为鼓励、传播和推广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而创办的活动，自 200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被称为"民间评价教育的有益尝试"。

　　2014 年，“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评选活动启动。此活动围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重点领域，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发现、总结、宣传和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案例，促进整体性的教育制度改革。搜狐教育将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此次活动。

　　以下为专家学者对地方教育创新的研究。

　　一、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处于“上升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职业教育目前仍然处于上升期。吉林省职教中心“中国职业教育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课题组撰写的《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2008）》，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验证了上述观点：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处于整个职业教育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期，即“职业教育上升期”。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技能型劳动力欠缺，总体就业压力较大，值此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上升期”的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表现是：职业教育涉及面广，在规模和结构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在职业教育各层次衔接性指标、质量指标、机会指标、投入指标和就业率指标上，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中国职业教育步入成熟期还有一段艰难之路要走。

　　二、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四大命题”

　　中国职业教育欲进一步开拓上升空间，须解决体制机制上的诸多问题。就全国各地职业教育的实践呼求来看，破解以下“四大命题”是目前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 ，也是中国职业教育从“上升期”走向“成熟期”的必由之路：

　　命题1：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职业教育之所以对求学者缺乏较强吸引力，有观念不认同、投入收益不够大、学习效果不明显、岗位待遇比较低、发展前景不广阔等等综合性原因，破解之，需寻找系统性办法。

　　命题2：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融通和开放的，体现了终身教育理念，充分满足了一个人随时、随地、随兴趣而不断学习的需求。目前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缺乏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命题3：如何在机制上有效推进校企合作？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大都停留在表层，没有形成人才培养的协同效应，其原因在于：学校职业教育是公益性的，而企业投入则是逐利性的，当两者没有找到利益共通点的时候，合作效果就不佳。因此，有效推动校企合作，实现双方利益共通互享，需由政府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在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

　　命题4：如何提高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效益？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中心主义，许多地方把农村职业教育视同于“去城市打工教育”。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回归农村，为我国现代农业的“产业化”过程和农民的“职业化”过程提供智力帮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职业教育”部分有四方面内容：一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提出“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三是“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出“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四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上述四方面内容正是国家层面围绕“四大命题”所做出的战略部署。

　　“四大命题”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破解这些命题也不可能孤立地着眼于某个方面。我们从全国各地开展的职业教育创新实践中看到，虽然各地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都是系统性寻找出路，并未将所解决的命题与其他命题割裂开来。

　　三、破题之道：地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实践

　　职业教育直接为地方经济服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息息相关，不过，这种相关性要很好地粘合并高效运转起来，少不了地方政府这张粘合剂。即是说，在职业教育和市场选择之间建立一种能够产生最大效能的合作关系，必须要有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否则各个主体不可能自发融合，无法形成协同工作的利益共赢体。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财政的统筹投入来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二是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来扶持企业与学校的协同育人；三是通过制定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不同主体的社会性行为。实践证明，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激励政策来引导职业教育发展的协同创新，属于根本性解决之道，因为这种引导关乎体制机制改革。事实上，全国许多地方的不同层级政府都努力在职业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前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的创新案例来看（见表1），虽然目前我国“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数量还不够大，但是其中的亮点比较突出，涉及改革的层面也比较全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一）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系统，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首先需要转变人们的职业教育观念，而转变观念的根本是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这又涉及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个命题。其次，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还需要增强职业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一方面是政府减免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另一方面是学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两个方面的合力效应对平民家庭必将产生极大吸引力。“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了100亿元，重点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这个时期，各地政府纷纷出台职业教育的相关激励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职业教育券制度”就是被多个地方政府推行的职业教育激励政策。

　　“教育券”制度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设计，其基本观点是：改变政府对公立学校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教育经费折算成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凭券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到政府认可的任何一所学校就读；学校再凭收到的教育券从政府兑换等额教育经费，以支付办学费用。教育券制度能形成良性、公平的教育竞争环境，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投入效益。中国各地推行职业教育券制度均采取的是“排富性”和“限制性”模式，即教育券是发给贫困生和弱势群体的，而不是发给所有学生；拿到教育券的学生只能就读于职业学校、技能培训班等机构，而不是所有教育机构。在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案例中，贵州贵阳市“职业教育券”制度惠及了农村贫困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浙江衢州市“劳务培训券”制度有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浙江长兴县“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真正做到了“面向三农”，极大地推进了乡土经济的发展。

　　除了上述入选“创新奖”的三个地方较早地推行了职业教育券制度之外，目前全国已经有不少地方也实施了这一制度。比如，江西省安吉县推行“职业教育券”制度、四川省成都市推行“中等职业教育券”制度、安徽省淮北市推行了“职业教育助学券和助学金”制度、广东省广州市推行“职业技能培训券”制度等等，职业教育券制度在我国许多地方顺利实施，的确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也证明了费里德曼的设计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各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地方职业教育的差异化和均衡化协调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发展贫弱地区就成为一个重要功课。事实上，从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创新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新的变化。例如，海南省政府提出扶贫要打“职教牌”，创造性地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工程”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增强了职业教育吸引力；四川省全面推进藏区“9+3”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三年来，共招收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学生29399人，藏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高中阶段招生职普比均大幅提高，与内地差距明显缩小。

　　（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筑人才成长“立交桥”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使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职教与普教之间相互沟通，在中职与高职相互衔接。就各地政府的职业教育创新案例来看，许多案例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大胆探索，比如建立中高职教育“直通车制度”、职教与普教“互认学分制度”等等。

　　天津市的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其他城市前列，成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后，天津市被列入“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地区。继2008年获首届“地方政府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之后，天津市于2012年再度获第三届创新奖。天津市的创新经验是：坚持推进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改革，积极支持公办职业院校吸纳民间资本和境外资金，鼓励职业院校开展股份制办学改革试验，创新了政府、行业及社会各方分担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天津市持续推进行业办学和集团化办学，并且构建了工学结合、半工半读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管理制度，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落到了实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路向和特征，与学习化社会中人对教育的多种需求相一致。在课程设置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也更加具有人性化特点，它不仅把一个人当作适应社会的客体，只停留于“就业”层面，而且更重要的，它把一个人当作创造世界的主体，追求就业的幸福感。以学习化生存为目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要把人的可持续发展和就业幸福感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在这方面，天津市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除天津而外，重庆、河南、四川、海南等地政府也在统筹优化职业教育资源，使其产生系统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效应方面推出了不少创新举措。重庆永川市建立了职业教育的“城校互动模式”，实现了“城中有校、校中有城、城校融合、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局面；河南省政府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为城乡、校际、校企之间提供了全方位合作平台，实现了职业学校的招生、教学、技能鉴定和就业一体化；四川德阳市通过“民办公助”制度，促进了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发展，激活了民间的职业教育资源；广东中山市政府在职业高中、成人中专、成人大专、各类型职业技术培训之间建立互动通道，基本形成了教育与培训并举、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

　　（三）建立长效机制，依法推动校企之间有效合作

　　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地方政府角色应从职业教育的设计者，变成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推动者，推动手段包括政策激励和法律约束等。从各地政府提供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案例中可以看出，凡是校企合作比较有实效的地方，都有当地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的大力扶持。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推行“企业校区”模式，在促进校企深层次合作方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创新，该模式规定了学校和企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探索了“三段式”教学实践：一年级新生参加“企业训”，让学生知道“做什么”；二年级学生参加“企业见习”，让学生知道“怎么做”；三年级学生进行“顶岗实习”，教学生“怎么样做得更好”。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建立了“零学费入学、零距离上岗”制度，同时解决了学生的读书和工作问题。

　　从2008年开始，“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已有三届，经过6年时间的发展，我们明显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坚持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比如，浙江省教育厅、劳动与社会保障厅于2008年联合发文进行“职业教育‘双元制’试点改革”，成功构建了“五个双元”：双元招生，双元计划，双元师资，双元管理与评价，双证书，经过5年实践，开辟了“校企合作”新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效。

　　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来自于政府立法，浙江省宁波市政府在这个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于2009年3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地方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该条例界定了“校企合作”的概念，明确了政府部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各自的权利义务，提出设立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制定了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了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意外伤害事故的规定。实施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宁波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实现了五大转变：一是由学校主动转变为校企互动；二是由校企双方合作转变为政府部门、学校、行业、企业多方协作；三是由学校“求企业合作”转变为学校“为企业服务”；四是由学校“关门办学”转变为“开放办学”；五是由松散型合作转变为紧密型联盟。

　　在宁波市之后，大连市、苏州市、珠海市等地均有人大代表提案出台本地的“校企合作促进法”。作为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案例，大连市建立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有了新的特点，他们把建立“校企合作”法规和整合优化职业教育资源、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是一种系统化的推进。我们之所以强调制定“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是因为我国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并不相同，各地的行业规模和企业实力也有很大差异，单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不足以解决不同地区校企合作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校企合作促进法”对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做了明确规定，依法实施“校企合作”，就会形成政府、学校、企业和行业的联动机制。

　　（四）推进“乡土创业培训”，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效益

　　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很多，比如招生困难、经费紧张、师资短缺等等，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才培养方向偏离了“农”字。一方面是农村急缺各类涉农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却围绕着城市进行设计，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村职业教育越不培养涉农专业人才，农村经济就越发展不起来；而农村经济越发展不起来，涉农专业就越没有人学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农民为了“脱农”而受教育的传统观念有关，更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引导有关，比如，如果地方政府不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不在种植、养殖、畜牧兽医等涉农专业上做文章，那么，包括“职业教育券”在内的诸多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就不能起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2004年，浙江省长兴县通过实施“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来发展乡土创业培训，具有典型意义。该制度规定，凡希望实现就业、有参加培训意愿的当地农民，都可以随时到所在乡镇政府领取500元面额的“技能培训券”，凭券参加培训班。有些地方为了使农民及时清楚地了解培训信息，还专门编印了“农村劳动力免费培训指南”，分发到农户家中，方便群众根据自己就业愿望选择培训专业和培训班。几年的实践证明，“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券制度”把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大大促进了长兴乡土经济的发展。

　　相对于单纯的“职业教育券”制度，在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中脱颖而出的河北省“送教下乡”政策则更为全面和深入。2009年7月，河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送教下乡”加快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意见》，通过政府引导，面向“三农”开展职业教育。具体措施有：面向农民招学生，面向农业开专业，面向农村办职教，培养农村改革发展带头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3年多来，河北省的“送教下乡”职业教育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意识，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和提高教育综合效益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四、加快推进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突破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

　　突破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障碍，地方政府部门还需要在以下诸多方面不断创新：在中高职院校之间建立广泛的衔接支持制度，实现中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定位接轨；改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现状，扩大双方学分互认范围；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应用性人才的更高要求，建立培养应用性技术人才的学位递升体系；探索多元录取机制，在招生制度上打破学历和年龄限制，在学籍管理上放开学校限制；建立完善的社区学院教育制度和多元投资体制，使办学体制机制更加灵活。

　　（二）实现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

　　职业院校应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制度，创新以学分成绩、技能证书、工作经验评分、学校推荐书、行业推荐信等为内容的“注册入学”招生政策；建立与“宽进严出”相配套的弹性学制和学分制，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教育的权利。近年来，各国职业教育的招生大门一敞再敞，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全纳性特征。

　　（三）提高农民的“乡土智富”能力

　　乡土创业培训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是使农民尽快受益的有效之道。地方政府应加大涉农学生的政府贴息贷款数额，要培养开展乡土创业培训的师资队伍，要对农村职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给予支持，帮助每个村办免费的“农民夜校”，并建立面向农村职业教育的志愿者制度等等，让农民真正从职业教育当中受益。

　　（四）科学评价职业教育教师劳动

　　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地方政府应当创新教师任职和评聘制度，包括：规定新教师入职的工作年限；在人事制度管理上放开对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的资格限制，引进技术大师来学校任教；把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作为职称聘任的主要依据等等。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和职业教育环境对人才的吸引能力不同，因此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分步出台符合地方需要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办法和评聘条例。

　　（五）建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效益的督导评价制度

　　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效益进行评价时，应加强评价过程的社会参与度，形成宏观、中观和微观评价的协同效应。宏观上，要重视学生就业质量评价，可由第三方组织实施或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实施；中观上，是学校内部的自我评价；微观上，是教师和学生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一直以来，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未获得应有重视。但是，有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湖南省政府建立的“专业技能抽查督导评估制度”（第三届地方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奖入围作品），就是从测评学生专业技能这个中间环节（教学出口和就业入口）来评价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效益，这其实已是督导评价制度的重大突破。不过，职业教育的质量监控主体是多元的，地方政府还应引导建立社会化督导评价制度，做到公正评价、有效督导。

    原标题：上升期的中国职业教育及其制度创新实践

    昨日，晓华致电晨报称，厦门工商旅游学校要求全校男生必须统一理平头，尤其是新生，如果没有遵守该规定就不准注册。对此，不少学生质疑学校的做法过于粗暴，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校方则表示，此举是为了规范学生仪容仪表，理平头的学生就业时更加受企业欢迎。（8月26日新华网）

　　一入门就理发，发长不超1厘米，有此门规的是少林寺。入佛门当和尚，剃度吃斋那是个人选择。可厦门工商旅游学校也有此校规，不知这个校规学生认同度如何。

　　这是一所中专学校。学生也就高中生的年龄。这个年龄的学生想必没有出家的念头，可没有办法，发型不“标准”，就没法入学。学校的解释是，“理平头的学生就业时更加受企业欢迎。”

　　这分明是歪曲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没错，那是说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可没说以老板的观瞻为导向。再说老板口味千差万别，他们自己是清爽利落的板寸儿，可未必就喜欢员工也一样板寸儿啊。

　　我国职业教育的普遍问题是，技术好掌握，可职校生的综合素质却遇到瓶颈。很多用人单位反映，职校生技能没问题，有段时间就熟练了，他们缺的是良好的从业心态，和较高的职业素养。职业学校应更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而不是留什么发型、穿什么衣服这些小节。

　　职业教育也是教育的一种。教育解决的无非是教知识、技能和育人的问题。在育人方面，职业院校与普通高中、高职高专没什么区别。强迫所有男生理小平头就不符合育人的要求。育人首先要尊重人，高中生已经到了自立的年龄，他们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发型，职业院校又不是监狱，凭什么就非得理平头？读中专也是人生的一条道路，为什么别人读了普通高中，可以自己选择发型，而我们就没得选择？学校如此武断，是否会让学生产生或加剧自卑情绪？这本身就与教书育人的主旨背道而驰。

　　学校制定如此校规，既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又是对自己的不自重。职业学校怎么了？这也是很多学生人生道路的一条。按国家最新的规划，中专生毕业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读高职，上应用本科，再读专业硕士。职业院校不是什么低级学校，也担当着为学生设计道路、铺设未来的职责，更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的重任。职业院校要担当起职责，首先要把自己的腰杆挺起来，人为矮化自己，只会培养出唯唯诺诺、精神空乏、得过且过的技术人员，而非积极向上、技术娴熟、精于技改的技术人才或工程师。

　　学生入学必须理平头，既是对学生的意淫，又是对自身身份的矮化，更是对职业教育的歪曲。中专生怎么了？中专生连理什么发型都做不了主吗？可事实情况是，中专生的明天一样晴朗，中专生一样能自己做主。

    原标题：入学必须理平头歪曲了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