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９月１９日电（记者李丹）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１８日在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上表示，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向好并保持较高水平，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９５％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９０％，职业教育成为我国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

　　“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健康产业、星级酒店管理、营养服务、汽车服务等行业，七成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王扬南说，“职业教育成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的关键举措。”

　　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１．３６万所，年招生１０１７万人，在校生２９３４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１．２３万所，招生６７４．７６万人，在校生１９２２．９７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４５．０６％、４４％；高等职业院校１３２１所，招生３１８万人，在校生９７４万人，分别占高等教育的４５．５％、３９．４５％。另有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５５９３万人。职业教育已具备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王扬南说，“十二五”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约１５０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以及社会投入，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建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骨干学校、实训基地、教学资源和师资队伍，包括１００所国家示范建设高等职业学校，１００所国家骨干建设高等职业学校，１０００所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等。在天津、广西、黑龙江、辽宁沈阳、山东潍坊、浙江宁波、安徽皖江城市带等地建立了１０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他表示，今后教育部将从八个方面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包括制定实施配套法规政策；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职业院校精细化管理；推动各级政府落实职责；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于１７日至２０日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来自全国３０个省区市的１００多位代表围绕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研究、关于推动职业教育管办评分离的研究、关于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人才培养的研究、关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构建的研究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

    开学前夕，19岁的广西防城港姑娘陈小萍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广西某教育学院的，一份是广西一所技工学校企业委培班的。一番犹豫后，陈小萍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舍弃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到中职就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陈小萍这样不以文凭高低来选择就读院校的学生并非个例。当毕业证的含金量不再是由文凭高低决定，那他们眼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弃本科读中职成择校新现象

    毕业于防城港市高级中学的陈小萍，报读的是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金川委培班，这是由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川公司”）委托学校定向培养的一个特殊班级。该班负责老师余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今年报到学生中，高考分数上三本线的有26人，上二本线的有3人，还有一名本科毕业生也来报名就读。自2011年学校开始与金川公司举办委培班以来，报读学员上二本三本线的人一届比一届多。

    余惠介绍说，金川委培班的起点是要求高中以上学历，高中生学两年，大学生学一年，通过考核就可以获得维修工中级工证或高级工证，有了技能级别进入企业后也可以获得相应等级的薪资。像今年还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前来报名，就是冲着校企合作、定向就业来的。

    在报名现场，记者注意到除了金川公司，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还与上汽通用五菱、柳工、中信大锰等多家企业举办委培班，在这些班的报名咨询台前围聚的学生和家长都格外多些。

    无独有偶。8月底，柳州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开学迎新时,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中也有不少考上三本线的学生，他们大都是奔着二职校“中高职联合办学”的招生指标去的。

    今年年初,柳州二职校与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签约结成“高职+中职”合作办学共同体,推出了“1+3”学制和“2+3”学制,即:高中应届毕业生第一年就读二职校,后三年就读柳铁职院;初中应届毕业生头两年就读二职校,后三年就读柳铁职院。招生政策一经推出，300个联合招生名额就已基本招满。问及这些学生选读柳州二职校的原因，无一例外是将来“好就业”。

    据媒体报道，从2008年起，湖北省就开始出现大量考生过了三本最低控制线却报读中职的现象。到2013年，在总体生源数下降的情况下，湖北省仍有两万名高考考生“回炉”读中职。其中，有很多考生达到“三本线”，选择放弃三本院校或高职高专而改读中职。可见弃三本读中职并非个别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成为很多人基于现实考虑后的择校新潮流。

    保障就业 学费减免 升学通畅 弃本科读中职的背后

    从常理来说，三本再不济也是本科，中职却只相当于高中文凭，为何这么多人放着本科不读读中职呢？

    家住防城港的蒋艺是一名体育特长生，今年高考他过了体育本科线，原本可以报读广西区内一所知名的独立学院，但每年1.3万元的学费让家境并不富裕的小蒋感到有些为难，而且毕业后就业出路也让他有些担心。后来他从朋友那了解到，读中职学校不仅免学费，而且在定向委培班就读就业有保障，学制只有两年，很快就可以毕业参加工作，为家里减轻了负担。经过权衡，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选中职而放弃本科，不觉得遗憾吗？”

    “没办法，这个社会很现实，我读书也就是为了将来能找份工作。只有第一步先把工作找到，能养活自己，再想其他的。”蒋艺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家里人也都同意他的选择。

    柳州的高中毕业生小李则表示,他的父母都是铁路职工，他们觉得铁路行业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希望他也能入读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将来能够顺利进入这个行业。而今年铁职院的对口单招竞争激烈,招生比例接近8∶1,因为没能通过对口单招,小李选择了柳州二职校“中高职联合办学”的方式“曲线救国”。

    除了定向培养、联合办学等新颖的办学方式在增强中职学校的吸引力外，近年来，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也在不断加大中职学校招生的筹码。

    从2007年国家建立健全中职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开始，到2012年已经出台了一整套完善的中职免费教育政策。按国家中职教育的奖助政策：公办中职学校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每生每年1500元助学金。

    “较之普通高校每年几千或上万元的费用，孩子几年中职读下来，可节约四五万元钱。”南宁一名学生家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此外，随着中职升本“直通车”的开通，特别是近几年各地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试点，“3+2”模式中职直升高职、“3+4”模式中职直升本科等新型人才培养方案的出台，一些学业优秀的中职学生不用参加高考就可进入不错的本科院校。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对中职学校的认同度。

    在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助理孙杰利看来，中职学校灵活的学制也是让大家愿意用脚投票的关键。针对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学制安排，初中起点的学3年，高中起点的学2年，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只要学习1年，就可以拿到技校毕业证和相应的技能证书了。

    “现在大家转变观念了，从文凭导向转变为就业导向了。”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关国爱谈到新近发生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认识一名学生，通过3年中职学习拿到了中级技能证书，毕业后去了上汽通用五菱，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而同村有的同学读完4年大学却找不到工作，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就会告诉大家，就业质量比文凭更重要。

    新华网长沙９月１９日电（记者李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但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六大顽疾”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１８日在湖南省株洲市开幕。教育部和全国３０个省区市的１００多位盟员专家学者就“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主题开展研讨。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目前，全国共有１．２万所中职学校、１２００多所高职学校，年招生总规模近１１００万人，在校生近３１００万人，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改善了劳动力结构，拓展了服务领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与会专家表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难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一是重普教、轻职教；二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资源难以整合；三是办学资源有限，教育经费紧张；四是教师队伍缺编严重，结构不合理；五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缺少动力与活力；六是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沟通不畅。

　　“人文素养教育是职业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职业教育也需要培养具有认真、诚信、敬业、职业精神的人。”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表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要符合现实需求，同时必须为就业者提供再教育机会。”

　　与会专家建议，当前我国需要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改革管理体制，完善办学机制；深化产教融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为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多样选择、多路径的成才机会，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新华网长沙9月19日电（记者李丹）教育部职成司副司长王扬南18日在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上表示，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向好并保持较高水平，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职业教育成为我国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

　　“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健康产业、星级酒店管理、营养服务、汽车服务等行业，七成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王扬南说，“职业教育成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的关键举措。”

　　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36万所，年招生1017万人，在校生2934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1．23万所，招生674．76万人，在校生1922．97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5．06％、44％；高等职业院校1321所，招生318万人，在校生974万人，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5．5％、39．45％。另有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5593万人。职业教育已具备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王扬南说，“十二五”以来，中央财政每年投入约15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以及社会投入，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建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骨干学校、实训基地、教学资源和师资队伍，包括100所国家示范建设高等职业学校，100所国家骨干建设高等职业学校，1000所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等。在天津、广西、黑龙江、辽宁沈阳、山东潍坊、浙江宁波、安徽皖江城市带等地建立了10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

　　他表示，今后教育部将从八个方面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包括制定实施配套法规政策；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职业院校精细化管理；推动各级政府落实职责；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于17日至20日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00多位代表围绕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的研究、关于推动职业教育管办评分离的研究、关于深化校企合作，推动人才培养的研究、关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研究、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构建的研究等课题展开深入研讨，探索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对策。

    ●一部法律历经18年未曾修改；

    ●一部修法送审稿历经6年，尚未出台；

    ●6年之后，重启修法，大家的共识是，修什么需要专业引领，怎么修则需要引入民主程序。

    9月12日，50多名政府相关负责人、职教专家、学者、行业与企业代表聚集位于北四环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共同商讨职业教育法修订事宜。会议进行了一天的时间，嘉宾们似乎并没有因为上次修法“搁浅”而热情消减，相反，积极性更为高涨。

    按照此次受委托修法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的说法，年内有望完成第二版职业教育法修订稿，而被他称为“热身”运动的此次会议，意味着“重启”职教法修订进入实质运行阶段。

    其实，早在2008年，职业教育修法的动态声音就不绝于耳。从2008年下半年起，教育部就启动了修订职业教育法的相关工作，组织了多次调研和论证，完成《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并于2011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但从2008年至今，历经近6年的时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尚未颁布。

    “当时送审稿送刚出炉的时候，教育界内部人士已经有很多意见，送到国务院法制办以后，征求各部委意见时，直接就打住了。意见不统一，是修法‘搁浅’的主要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职教专家告诉记者，如果不是重启修法工作，今天拿到手上的2011版送审稿，可能还要在法制办的文件柜里“沉睡”。

    职教“春天”的呼唤

    为什么“沉寂”3年后，职教修法又重新“起航”呢？

    时间回溯到2个多月前，今年6月，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六部委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相继出台，有人形象地将此次大会释放的政策“红利”，称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然而，职教界更为关注的则是，对于大会释放出的政策“红利”如何“落地”。

    “不能画了一张饼，却吃不到，结果是空欢喜一场。”一位职业学校校长如此说道：“不是一到春天，就能‘百花盛开’，关键要看雨水是否充足啊。”这位校长口里所说的“雨水”是有所指，即相关法律的保障。

    其实，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已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务院法制办也将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推动修法，教育部责无旁贷。

    早在6月26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已提及推动职业教育法修订和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制定工作。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也为推动修法做了很多工作。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牵头修法年内要有实质性进展，所谓实质性进展，业内一致认为是拿出新版的修订稿，并尽快送审国务院法制办。从现在算起，到2015年元旦，只有短短的3个半月时间，任务紧急可见一斑。据记者了解，尽管当天会议结束已经是下午5点多，但依然有20余名专家组成员被要求留下，按照部署分领修法任务。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从上到下，还是自下而上，修法的声势已经造出，法律出台“指日可待”。

    利益之争

    会上，嘉宾们人手一份2011版“送审稿”，这份修订稿将1996版的职教法中的40条扩充至73条。

    据在场的嘉宾反馈意见：“很多问题都已经涉及，但是法律文本本身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上位法是宪法还是教育法，职业教育的概念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都还不清晰，很多提法也不专业。”

    那么此次修法“修什么”？针对上述意见，教育部职成教司巡视员王继平在会上提出三条原则：1.要将现行职教法中18年来证明正确的东西保留；2.对已经发展了的东西要补充；3.要去掉已经过时的、不明确的、不适用的、模糊的内容。

    然而，文件内容只是一方面，内部人士认为，这份送审稿“胎死腹中”的最大原因“不言自明”：“职业教育虽然属于教育体系中的一支，但其发展所需配套政策，并非教育一家所能掌控。利益之争是最大掣肘。”

    “现行的职业教育法重点针对学校职业教育，如何处理好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难度较大但又不能回避。要体现大职教观，应该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原则。”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提出，修法不是教育一家的事情，更不是职业教育内部的事情。

“我看了送审稿，其中对于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有很多条款，但是在企业所享有的权益方面却不多，这会极大地影响行业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我希望修法过程中，也听听我们的意见。”用友新道公司总裁郭延生表示。

    此外，职业教育与人事制度、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为解除其企业关于学生安全方面的后顾之忧，教育部目前还在牵头对企业办学所需税费优惠进行调研，并牵头推动实习责任保险纳入工伤保险范畴，这需要包括人社部、财政部、保监会等多部门的联动机制。

    “修什么是专家的事情，而怎么修，则是各部门共同的事情。”一位专家直言不讳。

    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

    “职教法修订需要各部门、各利益相关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上午的讲话中，教育部政法司司长孙霄兵提出一条建议。记者注意到，此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财政部、人社部等相关负责人参会。

    “要吸取上次修法的经验，此次参与起草的人员范围要扩大，各利益相关方我们都要涉及，采取民主集中制，不能再走上次的老路。”杨进把这次修法定位为“开明修法、开门修法”,在他的设想里，满足所有人的诉求不可能，“但是我们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最终推动法律的出台。”

    2012年底，成都市出台《成都市职业教育促进条例》，这是目前四川省第一部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文春帆介绍说，法规出台前后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最终能出台，“教育界人士起的作用是专业引领，更重要的是找到一支能制衡各方利益的力量，比如我们在制定条例的时候，人大就起了主导作用。”

    2013年，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了改革路线图、时间表，随后，七项改革分头推进，并下发了若干改革细则。

    “我们的经验是，法律法规的出台，一定要抓住核心矛盾，做好部门之间的利益衔接，利益相关方应当提前介入，比如山东《意见》的出台，不仅仅依靠一个部门的推动，而是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等九大部门联动，最终搭建各方配合、协调的平台。”山东省教育厅职成处原处长邢顺峰分享经验时如此说道。

    “其实，我们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都是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如果大家都能站在共同的利益战线上，按照产业、教育、人才培养等规律办事，事情就很好解决。”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秘书长陈晓明呼吁。

    “一项决策的唯一的出路是民主程序，即让每个群体都有机会参与立法与决策，让其自行表达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诉求。不同诉求必须在民主程序内进行折中平衡，取其最大公约数。”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

    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主办的“2014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展示与对接会”于9月17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化北到会并致辞。大会邀请德国Commax培训机构总裁、教育专家Christian Geissler先生；国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刘育锋主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吕景泉副主任等分别作了主题演讲。

    参加本次大会的有各行业协会代表、全国著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高职院校负责人、知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国际知名人才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研究机构负责人、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来自加拿大、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职业教育机构及知名院校代表。

    本次大会的宗旨是为国内外致力于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和展示窗口，大会主题是“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引进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主要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国际先进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引进带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促进校企合作，服务高职院校转型升级。大会提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促进和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转型和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大会分享和借鉴来自国内和国外不同方面的职业教育经验与思考，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的启迪，必将为中国职业教育机构和高职院校调整教学结构，优化课程体系，提升师资水平和扩大对外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大会为期二天，期间举办了国际精品技能培训项目展示和中外职教机构项目对接签约仪式。会议还安排境外教育培训机构代表到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实地参观考察，并与区内职业院校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 杨维刚

 作为以教育为主界别的参政党，民盟始终对教育怀有特殊的情结，参政建言充分发挥界别特色和优势，以期打造民盟教育品牌。近十年来，民盟湖南省委平均每年至少提交1-2篇涉及教育问题的大会发言和提案，持续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建设。近五年来，民盟省委相继提出《建设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进一步促进我省大学生自主创业》、《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创业教育》等建议，为促进我省职业教育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制定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职业教育，一头系着教育，一头牵着经济。它对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教育强省、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近年来，我省围绕职业教育陆续出台一系列相互配套、操作性强的制度和措施，对接产业、行业，遴选了一批职业教育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特色专业群建设，培育打造适应现代产业链条发展需求的特色专业体系。已建成的“长沙职业教育基地”和“湖南（株洲）职教科技园”，为推动我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构建与湖南现代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近4年湖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做法多次被教育部推介，先后十多次在各类全国性职成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2014年，民盟省委紧紧抓住国家职业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契机，主办第二届民盟教育论坛，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主题，汇聚全国民盟职教界的精英，共商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之大计。民盟湖南省委愿与全国教育系统和众多关注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一道，为加快促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尽绵薄之力！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转化，质量问题凸显。矛盾转化体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由“有学上”转为“上好学”，表现为社会公众接受高质量教育迫切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间的矛盾，优质资源的短缺导致非理性竞争显现，出现了办班热、辅导热、择校风、条子生、考试移民、考试舞弊等。质量问题体现在人才培养上，主要表现在课业负担过重、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竞争压力过大、身体素质下滑，安全问题突出。教育公平问题突出，在往常机会上存在区域差异、阶层差异，一些弱势群体难以得到优质教育，教育公平与效率间也存在矛盾，一方面社会呼唤教育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部分群体对精英教育的需求客观存在。

    我国已经在规模上全方位地成为世界教育大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时代任务是：如何不断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如何逐步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地位？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调整工作重心，转变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发展向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方向转变。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强化学校质量建设的主要地位，同时，改革面临的各方面利益交织，矛盾复杂，改革可以说进入“深水区”，很多教育矛盾不单是教育问题，影响因素多元，解决路径就是通过深化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需要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在坚持内涵建设、促进学校发展方面，需要从以下五个观点着力：更新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营造优良校园文化。

    更新教育思想观念，一是如何确定先进的教育观与教育价值观，涉及到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教育目标的厘清、教育规律的把握。如高中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学界有争议，一方面它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的任务。二是树立现代的教学观，如何做到以学生为主要，以生为本，就要尊重孩子身心发展和成长成才规律，注重个性、特长发挥，以及多样化、个性化培养。三是建立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才观和多元化的质量观，过去学习好就是人才，现在不一样了，更重视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和素质培养，要求我们优化人才培养标准，改革人才培养方式，人才培养标准要符合阶段发展规律，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人才。四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改革促发展，什么是内涵发展？以育人为根本任务，将教育质量作为学校的声誉载体和生命线，部分民办高校已出现招不到学生的情况。如何坚持协调发展？学校的办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发展速度要协调发展。特色发展，通过长期积累，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比较优势，这就是我们得以生存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长期积累。和谐发展，坚持师生为本，体现人文精神。要统筹兼顾，抓住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观点，在学校里面知难、行更难，要做到知行合一就更难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遵循规律，注重积累，如大学发展目标出现趋同性，盲目攀比，而对人才培养需求有所忽视。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是核心，随着知识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发生改变，知识传递方式由单向转向多向互动，这种转变使学校知识权威遭到威胁，学术垄断地位被突破，教育实际效能受到质疑，如MOOC、翻转课堂、微课程等正在流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颠覆，更加注重学生的合作学习、自主学习，传统教室布局在减少，方便学生合作学习研讨学习的课堂布局在形成。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变为学习的合作者，通过师生间的合作交流实现知识获得，这就必然冲击到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

    什么是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明晰培养目标。二是明确培养内容，包括课程改革、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校本课程以及教学资源研发。三是改革培养方式，课堂教学模式以学生学习为主，自主、合作学习为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改革，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四是保障培养条件，包括经费、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

    要加强师资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首先要加强师德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教师职业拓展能力，优化教师结构，一方面教师供应总量过剩，另一方面部分学科教师短缺。要大力改善教师生活待遇，使教师能体面生活、开心工作、在竞争中成长，才能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到边远地区工作。管理队伍也要加强建设，要精干、高效，专业、敬业，增强服务意识，为教师学生服务，为教学、研究服务。管理岗也要重视问题研究、开展干部培训。

    现代学校制度是学校发展的制度保障，所谓现代学校制度，就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分类指导，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通过使用规划政策、经济杠杆、督导评估、信息服务等方式指导学校发展。学校要成为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主体，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发展、自我约束。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坚守办学理念、学校精神，避免急功近利对学校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优化，重视民主管理，尊重教师、学生、家长参与权、学校行政权力要平衡与监督、校务要公开、信息要透明。管理体制改革，包括人事聘任和教师考核制度，还有学习制度、考试制度、学生管理制度、质量保障如何深化改革，还要建立学校常态管理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要营造优良校园文化，使用一位学者的定义，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理念，它内化于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学术品位，外显于学校的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和物质条件，其作用在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学校的发展方向，是学校提升办学水平和特色发展，以及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支撑，贯穿于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全过程。

    （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近日，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华中）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成果《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3）》发布会。

    “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项目由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央电化教育馆、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家开放大学、CERNET网络中心、湖南省教育厅、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参与编制工作。

　　《报告》显示，经过前期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总体上已经度过初期的起步阶段，进入初步应用整合阶段，总体发展速度较快。

　　在基础教育信息化方面，我国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宽带网络接入情况、信息化学习终端覆盖率等指标均有较大提高，但中西部、城乡数字鸿沟依然较大，均衡发展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水平总体上还不高，教师最常使用的教学工具是PPT，最常应用信息技术教学的学科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最常应用信息技术的环节是授课、备课、教研。教师最需要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主要是信息技术基本操作和课件制作技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专用学科教学工具、协同备课和教研系统等使用率还不高，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总体水平还很有限，“三通两平台”正在全面推进，提升应用水平仍然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职业教育信息化方面，职业学校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学校接入网络带宽较小。信息技术在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中的作用得到普遍重视，但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建设和应用水平不高，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在职业学校还需进一步发展。

　　在高等教育信息化方面，我国高校普遍比较重视信息化，半数以上的高校发布了专门的教育信息化规划，超过90%的高校列有专门预算，信息化基础设施总体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校际差异较大，“985”工程高校、“211”高校发展水平明显较高。应用系统也相对普及，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比较普遍，但多处于浅层应用水平，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区域、校际教学、科研资源共享亟待加强。　

　　在继续教育信息化方面，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开放大学、企业培训信息化等发展迅速，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支持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开放发展的继续教育信息化体系正逐步形成。　

　　在教育管理信息化方面，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应用，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得到普遍采用，但不同业务环节的系统整合、数据互通还需进一步加强。　

　　报告显示，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整体度过初期的起步阶段，进入应用整合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已开始进入技术与教育融合阶段。

    广州教育城一期规划5月通过了广州市规委会审议，教育城占地约30平方公里，容纳24所院校、师生近27万人。教育城建设的初衷是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广州职业教育用地紧张、场地分散、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使广州职业教育成为我国南方职业教育的龙头和核心。但教育城位于远在距离中心城区数十公里的增城，将来学生的实习、社会调查、社会服务、交通以及学校的招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也使得很多人为教育城的前景感到担忧，担心其会不会变成“教育孤岛”。

　　不可否认，教学用地的问题，确实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没有地，老师没地方办公、搞科研，学生没地方上课、实训，很多新的教育教学设备就无处安置。学校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毋庸讳言，发展也包括经济利益层面的考虑：学校的招生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也就难以提升。

　　但问题在于，解决教学用地的问题，是不是非要以在郊区办教育城这样的方式解决？首先是如何看待教育用地缺乏。教育用地与师生人数是应当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但目前各个学校教育用地紧张，主要是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还是影响了规模的扩大？我想，如果是后者，所谓的用地紧张就只是相对的，并非紧迫的。如果由于教育用地的限制，规模无法扩大，那么学校转而练内功，专注于当前规模之下，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广州市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一问题应当有一个深入的调研，对公众有明确的交代。如果仅仅是因为扩大规模的冲动，则要谨慎。社会是否有这一需求，需要科学的、审慎的论证。十多年前，广州之所以要开办大学城，是因为广东高中毕业生的毛入学率偏低，需要大幅度提升高校的办学规模，改变这一现状。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需求呢？

　　当然对于基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用地需求，政府部门应该予以认真考虑和应对，想方设法予以满足，总体的原则是有利于教育教学，有利于教书育人。兴办教育城不失为一种思路，但这一思路的缺陷是明显的，最大的缺陷莫过于极大地增加了学校与师生员工的成本。这一成本除了经济成本，更重要的还有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比如说学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上学期间体验城市生活的机会，实习的机会与找工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这些，在日后他们要花更多的代价来弥补。办教育城本身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教育用地不足，是对教书育人很大的妨碍。但为了解决用地问题，就把学校搬到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是更有利于教书育人呢？还是加大了教书育人的难度？这值得商榷。所得与成本之间，应该认真进行一下评估。

　　因此，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教育用地的解决，还有没有更为合理、更为经济、更加有利于教书育人的方式呢？比如说通过对原校址的改建，增加教学用地的面积；比如说在市区更为方便的地方提供新校址，等等。当然，这些方式会面临另外一些困难，会造成另外一些损失。但我能肯定的是，这些困难和经济损失都是给政府和领导的，而不是给师生员工的。如果真正重视教育，选择由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从教30年，他扎根山区，默默奉献，潜心育人、进取不息，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闽西北这片红色土地上职教之花。他就是全国十佳优秀科技辅导员、省杰出人民教师、三明工贸学校的特级教师彭佩烘。

    1984年7月，彭佩烘在宁化师范学校即现在的三明工贸学校任教至今。经常有沿海地区学校向他伸出“橄榄枝”，以人才引进等优厚待遇发来商调函，但他始终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职业教育,扎根山区，辛勤奉献。

    2000年，宁化师范转型为三明工贸学校后，彭佩烘任专业科科长，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主管的电子、机电专业被确定为省级重点专业，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成为创建国家级示范专业，2个实训基地成为省级基地，电工电子实训基地获中央财政支持。他主持的《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规范化建设试点》被列入省教育改革试点项目。2013年他担任省职教学会课题《基于行动导向的中职电子专业课程改革研究》组长、担任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课题《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研究》核心成员，负责的《电子线路》获省教育厅首批特色课程。

    关爱学生，潜心育人。三明工贸学校学生大多来自外地或农村，许多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彭佩烘在注重与学生的课业沟通之余，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到班级和学生宿舍，找学生交流、谈心，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潜心掌握技能，帮助排忧解难。在教学工作中，他积极实践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学到知识、学到技术、学会做人、学会做事。近几年，他指导的学生先后在职业技能大赛、“文明风采”竞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竞赛中摘得大奖，获得全国二等奖6项、省一等奖2项。

彭佩烘勤于钻研，对教育事业始终怀有强烈的投入感。他购买了近千本书籍和大量电子元器件，不断学习探索、发明创造。他先后在CN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参编、主编9本教材，有20多项电子设计发明在省级以上获奖、7篇教育教学论文在省级以上获一等奖，两项发明获国家专利。至今已连续9年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辅导员创新成果一等奖，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3项发明在“6·18”海峡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上获金、银奖。

彭佩烘注重发挥专长，服务社会。他于1986年起先后创建了学校电子电器兴趣小组、电子科技兴趣小组。多年来，他经常组织小组成员参加岗位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活动。他个人义务为校内师生、校外群众修理各种家用电器3000多件次，还培养和带动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专业特长的学生积极参与爱心奉献活动。

作为一个研教双馨的园丁，他出类拔萃的教学业绩和教研成果受到社会普遍的称赞和肯定。他还先后获得全国中华职教社首届黄炎培杰出教师奖、被省委教育工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被省科协、教育厅等5部门共同表彰为优秀科技教育组织工作者，还被省教育厅评为首批中职学校专业带头人。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中，对职业教育领域的涉及达到了空前的关注度：一是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二是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出炉发展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三是时隔九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再度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做出重要批示；四是教育部(微博)等六部门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拟将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向职业教育。

一系列重要的文件、讲话和会议，预示着职业教育改革的大势已定，也预示着职业教育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其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以及加快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被相关市场人士解读为职业教育市场蛋糕将会直接引入市场竞争者。有分析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市场规模分别为675亿元、834亿元、1450亿元，整个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合计约2959亿元。随着“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政策的落实，整个市场的产业链将被进一步打通。

有教育界学者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招考制度，职业教育被放在本科一批、二批、三批之后，这种人为制造的不平等使得职业教育长期以来一直被贴上“末等教育”的标签，此次政策的改革，意味着职业教育将迎来春天。亦有专家认为，职业教育直接面对就业，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因此会使得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更加贴近市场。

除了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外，国务院还取消了一批没有法律认证依据的职业证书，包括注册税务师、房产经纪人等证书考试，这被相关业内人士解读为，直接切去了与之相关的培训市场蛋糕。

建立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的教育补偿制度

现行的教育经费拨付模式和教师管理制度不尽合理，导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师福利待遇明显低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向发达地区单向流动和教育薄弱地区师资队伍建设日益困难的失衡局面。因此，一是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待遇偏低的问题，建立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体、民间资金为补充的教师专项基金，为长期工作在艰苦条件下的合格教师提供充分的津贴和生活补助；二是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师资缺口较大的问题，由省级教育部门统一设置特聘/特岗教师计划，选拔优秀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到条件艰苦地区开展教学工作，项目教师的人事、档案、工资、待遇等由省级教育部门统一管理负责；三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成长困难的问题，在“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制度，优先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提供免费的递进式职业能力培训或学历教育。

推进以高质量就业为指向的职业教育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尽快提高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让受教育者尽快获取教育收益的直接模式。德国的分轨制教育，对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推进产业发展具有借鉴作用。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要给予学生升学教育以外的成长选择。针对具有某种职业潜能且无意于参与激烈高考竞争的学习者，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合理的小学后实科教育，让学生通过初级的职业规划教育，合理确立自己今后的受教育类型；二是要提供学生成本收益最优化的受教育机会。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和学习背景条件普遍偏低且亟待尽快获取教育收益的状况，以区域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建立和改建一批达到国家建设标准的职业教育专门学校，并通过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来加强课程建设，高质量、高效率培养高技能人才；三是预留学生继续成长的教育空间。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需求必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提高的趋势，一方面通过深化少数民族高考照顾政策改革，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录取率，另一方面基于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框架体系，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和对口升学考试招生制度，让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全程贯通”，为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充分的成长空间。

近年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较快，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升，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结构布局和专业设置不尽合理，县级职业学校生源不足、素质不高，教学改革滞后，专业师资队伍缺乏，促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有待完善，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等等。加快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加大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

一是修改职业教育法，提高职业教育投入的比例，加大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安排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时，将人口权重、贫困人口权重、教育发展水平差距作为重要分配因素，给予民族地区倾斜。二是优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助体系，扩大覆盖范围，提高资助标准，将中职在校生的生活资助覆盖面从目前的20%扩大到50%，生活补助从每人每年15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4000元。三是提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生均拨款，由国家制定出台中职、高职生均经费标准，并参照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8∶2的分担比例，给予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生均公用经费倾斜支持。

制度建设鼓励全社会参与职业教育

一是出台校企合作奖励政策，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或为学校提供实训设备，可享受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建立完善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保障机制，引导行业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学生实习、教师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二是建立农村毕业生就业“直通车”，农村职校毕业生在城市就业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配套政策要及时跟进、捆绑使用，切实解决进城落户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市民。三是从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入手，改革完善相应的人事劳动和工资分配制度，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

优化职业院校布局结构

一是调整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结构，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发展重点，使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到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规模60%以上。二是根据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人口状况，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把建设重点放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较为发达、产业较为集中的地方。三是打破部门、条块和不同所有制界限，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统一规划，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实行集团化办学，避免分散和低水平重复办学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招生、就业等方面的困难，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培养专业化师资队伍

一是落实实名制和非实名制编制政策，完善职业院校专业教师资格和标准。二是开辟特聘教师绿色通道，给予职业学校聘用社会能工巧匠、企业兼职教师等人员到学校任教的自主权，实行特聘兼职教师资助政策。三是构建职教师资一体化培养培训体系，实现职业教育教师职前、职后培养培训相贯通。四是在经济发达、产业集中的设区市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搭建中职高职衔接互通的“立交桥”

从政策体系上打通中职到高职的通道，做好中职高职院校在专业、课程、科研、实习、培养标准等方面的衔接，进一步放宽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职学生的范围，放宽中职升入高职的准入条件，扩大中职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采取“2+3”、“3+2”模式，允许有意学习深造的中职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就报考高职院校，不将范围限制在应届中职毕业生，缩短中职升高职的衔接时间，消除中职升高职的断层现象。

（以上摘编自2014年全国政协大会提案，题目为编辑加）

    偌大的实训车间，火星四溅，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健壮的小伙子个个汗流浃背，忙碌在电焊机、车床旁，进行着紧张的操作训练。男人堆里，一个全副武装的女老师穿梭在操作间，俯下身子挨个辅导；噪音很大，为了让学生听得清，女老师扯开嗓子喊着，有时两只手还不停地比画。

    这是记者在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下称“甘肃钢铁职院”）的实训车间看到的场景，车间里正在训练的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眼前的女教师是负责实训教育的教师吕杰。

    “谁说女子不如男。”在这个钢铁和男人组成的世界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的正是实训教师吕杰。今年，因表现出色，吕杰被评为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

    在电焊这个属于男人的行业，吕杰已经摸爬滚打了20多年。从1990年代初参加工作，并非科班出身的她就进入了电焊这个行业。

    中专学管道专业，参加工作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下称“酒钢公司”）的电焊车间，成为一名电焊工。刚开始还有些郁闷，后来，吕杰硬着头皮干上了，硬生生地自学了焊工的所有课程。

    “好强，不服输，还听话。”在师傅陆晓斌的印象中，吕杰具备了一个好徒弟的所有特质——好强就有动力，不服输就能严格要求自己，听话就是认真按师傅的指导学习。此外，吕杰还特别能吃苦，在电焊车间，一个试件几十斤重，男孩子搬起来都有困难，吕杰从不求人，都是自己上。

    很快，吕杰熟练掌握了手工电弧焊、埋弧焊、CO2气体保护焊等多项技术。先后考取了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证书、焊工技师证书、焊工高级技师证书。同时，她因技艺精湛被邀请参加各种比赛，并频频获奖。

    2000年，酒钢公司选拔参加全国比赛的选手，吕杰在全厂几万名职工中脱颖而出，成为初选的6位候选人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再从中选出3人最后参赛，吕杰作为唯一一名女工，成功晋级。在比赛中，吕杰又发挥出色，赢得大奖，从此在酒钢公司名声大震。

    年纪轻轻就小有名气，这并没有让吕杰膨胀。每次参赛回来，她都会不休息就来到车间，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后来，作为公司技术能手，她被抽调到公司检修中心，专门负责设备维修；同时，还被抽调到职工培训中心，现身说法，做职工的技术培训工作。

    繁重的检修工作之余，吕杰又会走上讲台，结合自己多年的从业实践，给一线职工传道授业，分享一线操作中的探索成果。

    吕杰培训的学生一个个学有所成，在代表酒钢公司参加各类技能比赛中频频获奖，从一名技艺高超的一线焊工，吕杰很快成长为优秀的实训教师。2008年，吕杰被酒钢公司所属的甘肃钢铁职院选中，正式进入学院成为一名专职教师，开始负责全院电焊专业的实训工作。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站在讲台上，吕杰最大的心愿就是教好学生，让学生能学到真本领。

    吕杰当老师后就一心想着怎么将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于是，在烟尘弥漫的实训车间，每天都能看到吕杰忙碌的身影。

    一边教学、一边思考研究。在电焊课程教学上，她大胆改革，将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建立了从课堂学习到系统化的实训平台。在吕杰主要承担的《焊接生产实习》、《焊工工艺》等课程的教学中，她系统完成了实验实习的指导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编写工作。

    吕杰发挥所学，将自己的绝技绝活和参加大赛的成功经验悉心总结，并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焊接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法：“一个中心，两个抓手，三个重视，四个环节”，即以焊缝质量合格为中心，一手抓体能训练，一手抓心理辅导，同时重视发现学员技术特长、重视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重视在枯燥的技能训练过程中的艺术感染过程，并规范工艺讲解环节、完美表演示范环节、加强巡回指导环节、总结教学反馈环节。    

    近3年，吕杰还承担了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的培训，总计326人，学员持证率100%，项目合格率98%，均满足《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要求。为进一步发挥学院实训导师作用，甘肃钢铁职院还以吕杰命名了焊接创新工作室，组成导师团，致力于职业技能高手培养和科研攻关。

    “通过搭建平台，让吕杰这样的优秀教师发挥最大作用，培养更多高素质技工人才。”甘肃钢铁职院院长甘煜春说。

    吕杰说：“教书育人是回馈社会的一种好方式，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就是要用一颗赤诚的心为每一个学生负责”。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华网、北京师范大学、中育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授渔计划”昭通地震灾区教育救助·迎新生爱心慈善义演活动，日前在河北省涿州职教中心举办。此次慈善义演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授渔计划”适龄孤儿和贫困家庭学生完成职业教育，为受助学生搭建一个有保障、可持续全面成长成才的公益平台，使其获得良好的职业生涯发展，让受助学生通过能力提升找到自我生存价值，最终实现稳步融入社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渔计划”公益项目，旨在通过教育救助的方式，帮助适龄孤儿、贫困家庭学生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减轻家庭负担，进而更好地服务社会。该项目自2013年7月实施以来，已资助来自西藏、甘肃、山西等14个省（区）、10个民族的适龄孤儿、贫困家庭学生1177名，其中2013年秋季资助的426名五年成长助学项目学生在“授渔计划”项目学校涿州职教中心就读；2014年截至目前已有五年成长助学项目学生376人到涿州职教中心报到入学。

　　“授渔计划”公益项目主要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项目和五年成长助学项目两部分。其中，五年成长助学项目的中专阶段实行注册入学，学生到项目学校全日制学习两年，由项目学校负责教育、教学和管理，安排学生在项目企业完成第三年顶岗实习，实习结束后由项目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学生在中专毕业后，通过“工学一体化”的学习模式在项目企业进行为期两年的大专课程学习，由合作企业负责学生管理、提供学习场所和教学设施，免费提供食宿和基本生活用品，学生边学习边实习工作，该阶段培养院校为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考试合格者由北京师范大学颁发毕业证书（网络教育）。

　　据了解，五年成长助学项目的中专阶段，学生的学费由国家减免，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渔基金负责募集善款，用于资助学生在项目学校学习期间的助学金；大专阶段，学生的学费由授渔基金负责募集，合作企业根据实习岗位每月为学生提供2400元至3200元的工资津贴，并在实习就业期间为学生免费办理人身意外综合保险。

    在刚刚评选出来的“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中，王祖德是唯一的一名中职教师的代表。

    在江西省西北部的一个偏远村庄深处，距离萍乡市芦溪县城12公里的排楼村，“藏”着一所中职院校——萍乡市武功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这也是全省唯一一所真正地处农村的中职学校。

    从今年算回去，王祖德在这所学校整整工作了17年。17年前，大学毕业的王祖德满腔热血回到母校成为一名教师，没曾想却踏上了一条艰苦的农村职教之路。

    职业教育之所以“苦”，苦在招生难，招来的学生留住更难。而农村职业教育又处于职业教育最低端，交通不便利、师资力量薄弱、福利待遇、教学设备、生活环境都没法与位于城市的职业院校相比。1990年代，学校最艰难的时候，只有100多名学生，濒临关闭。

    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多数学习成绩差、意志薄弱，缺乏自信。少数学生沾染了不良行为习惯，甚至对人生自暴自弃。要留住这些学生，还要教育好他们，王祖德费尽了心思。

    “德育银行”不要钱 只要好习惯

    那是2000年，一名转了四五所学校都被拒绝的“问题少年”邹语（化名）被家长带到了王祖德面前，不顾科任老师的反对，王祖德接受了“挑战”。因为在他眼里，只有没人教的学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邹语常常深更半夜溜出学校上网。王祖德不得不深更半夜查网吧蹲守学生，他很好奇学生为什么会如此热衷网络游戏。他找邹语聊天，了解到网络游戏中能挣分升级，玩游戏的人很有成就感。受此启发，王祖德想：能不能让网络虚拟的分数成为学校德育教育的实实在在的指标，进行量化评分？

    王祖德开始大胆尝试，为学生每人在校建了一个“德育电子账户”，每学期账户预存基本分为100分。评优评先、竞赛获奖、好人好事、公益活动都可以加分，破坏卫生、仪表不整、考试作弊、破坏公共财物、打架斗殴等就得减分。例如“在期中、期末考试中，获校级奖励加3分”、“一个月内满勤加2分，一学期全勤加15分”、“拾金不昧、好人好事每次加5分”、“考试作弊每次扣10分”、“进入网吧、游戏厅等娱乐性场所者每次扣20分”，等等。

    王祖德把这套德育创新称之为“德育银行”：加分犹如存入，减分犹如支出。一个月内扣分累计超过20分的学生，可以到“德育银行”申请借分，但必须加分“偿还贷款”。

    学生可以随时登录校园网络查询，学校每月通报一次。每学期期终学生账户余额60分以上者，视德育考核为合格，三学期考评不合格者不予毕业，不能获取毕业证书。

    为了使自己账户上的“存款”越来越多，很多同学主动做好事、讲文明，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校园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校园环境干净了，走廊上的灯不再“长明”了，水龙头的水不再“长流”了，骂人说脏话越来越少听到了……

    如今，“德育银行”已成为武功山职专的立校之本，2012年还被列为“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优秀实践案例”。

    育人奇迹是这样产生的

    在王祖德的日记本里有这么一句话：“只要我们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一如既往地去实践，去探索，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一次意外让“问题少年”邹语的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次斗殴中，邹语的手臂被人砍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昏迷的他被王祖德送到医院。王祖德垫交了2000元的医药费，那是他4个月的工资。

    少年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除了父母哀怨的眼神外，还有老师王祖德布满血丝的眼睛。接下来的几天，王祖德一直在病床前看护着他。母亲担心的泪水让邹语第一次感到深深的内疚，而老师王祖德的不离不弃，让他第一次懂得了感激。他哽咽着对王祖德说：“老师，我以后再也不打架了。”回到学校，王祖德让他发挥电脑方面的特长，成为“德育银行”的管理和维护者。

    “奇迹”慢慢发生了，老师和同学们惊讶地发现：问题少年邹语不再迟到、捣乱、打架斗殴了，在“德育银行”的操行分越加越多，甚至出现了满分。2006年，邹语南下东莞打拼，如今已成长为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坏小子”吴明（化名），父亲是萍乡市委一名中层干部，母亲是一名教师。为了让吴明读好书，家里费尽心思：3年跨3省，一年4次转学，先是从广东到湖南，再到四川，最后转回江西萍乡，仅高三一年在萍乡就读了4所学校，最后来到武功山职专大安校区并安排在王祖德的班上读高三。

    吴明好表现，每节课只要老师一提问，他总是不加任何思考随口就答，令老师和同学们反感。在寝室，他不洗衣服不扫地，每个星期要等母亲来学校洗。他喜欢打篮球，但球技差，球风也差，他一上场，别人都没法打。

    对这个学生，王祖德只能采取非常措施。针对他好出风头、喜欢惹人注意的特点，王祖德决定从打篮球下手，在班上举行一场篮球单挑赛，由吴明单挑本班三大篮球高手，并将海报贴在学校公告栏上。有如此大出风头的机会，吴明兴奋不已。比赛在全校上千人的关注下进行，而吴明不得不接受0∶15的结局。出了这么大的丑，吴明连死的心都有了。

    比赛后的第三天，王祖德将自习课改为班会，对全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班有谁能有如此勇气，在全校如此多的学生面前与高手连挑三场？有谁能在0∶10的情况下再打第三场？”全班一片沉静，将近1分钟后，王祖德说:“除了吴明，没有第二人有如此勇气。如果将此勇气用于学习，一切皆有可能。”听到这里，吴明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随后的几天，王祖德到宿舍带着他洗衣服、扫地。一个星期后，吴明的父母赶到学校，惊讶地告诉王祖德：“王老师，小明竟然回家帮我们洗衣服了，还煮了一碗蛋给妈妈吃，这太不可思议了，他简直变了一个人……”吴明在学习上也变得异常用功，最后如愿考上了本科院校。

    学生的思想通了 一切皆有可能

    良好的制度可以管住人，但不能感化人。学生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管理不能一刀切。深入细致的德育工作，才能春风化雨，润及学生的心田！这是王祖德教书育人的切身感受。

    为及时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王祖德坚持每天找一名同学谈心。白天上课，晚上谈心，双休日则坚持家访。有时甚至去学生寝室门口“偷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在王祖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汽车模型。这个汽车模型是一个叫金果兵的学生送的。

    金果兵来自偏远山区，家境贫穷。瘦小的他自卑，在学校不愿和同学来往。一次，王祖德特意叫上金果兵去学校后山散步，看着各色鲜花，王祖德指着一朵最鲜艳的花说：那朵花漂亮，摘下来吧！金果兵摇摇头说：那是牛屎花，闻了会头晕的。他指着另外一处不显眼的小黄花说：老师，那才是好花，叫金银花。王祖德反问道：不会吧，它长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而且又小又瘦。金果兵赶紧“纠正”老师：不要看它小，可有大作用，能清热解毒。王祖德因势利导：是呀，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它照样能盛开；即使再弱小的个体，也能拥有独特的价值。金果兵听着老师的话不作声了，他在沉思。

    在王祖德看来，学生的思想通了，一切皆有可能。学生思想通了，愿意学了，才能教得好。在他与金果兵不断地谈心中，金果兵变得越来越开朗，很快成为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金果兵应聘到广西桂林某汽车销售公司，由于工作踏实认真，他的销售业绩一路飙升，不到3年，24岁的他就成了某品牌汽车在家乡县城的总代理。

    9月10日清晨，看到单位后面的小学很多孩子手捧鲜花来上学，才惊觉于岁月无声处，第三十个教师节悄然到来。令人惊喜的是，教师节这一天我们在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的榜单上发现了两名职业院校一线教师的名字。

    教书育人不是传播宗教，但是，现在能够在职业院校扎下根去并全心奉献多年的老师，无疑都需要宗教般的虔诚。

    教师节前夕，麦可思研究院最新公布了一项有关高校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约八成大学教师感觉压力较大，逾半数高职高专教师为经济问题所累，中年教师承压的比例较高。调查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本科教师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比例为73%；高职高专教师月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比例为88%。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本科、高职高专教师的比例分别为32%和45%。同比可以看出，这些在一线教书育人的职业院校老师收入在教育系统中处于底层，然而，他们面对的学生却需要付出更多心血。

    职业院校教师是背负特殊使命的一群人，他们要能文能武，要上得讲台下得工厂；他们要甘于奉献，还要在某种程度上安于清贫；他们要能吃苦能坚守，还要面对来自社会的某些不理解和另眼相待；他们要能哭能笑，既饱含感性又要内心坚定。以至于有人感叹：做老师难；做职校老师，更难！

    奉献在一线的职业院校教师很少有机会进入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愿意把聚光灯聚焦到这两位一线职业院校的教师身上。在赣西北偏远山村的武功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书的王祖德埋头一干就是17年，去网吧盯防差生早已经超出了他教书本身的职责；在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教书的“女汉子”吕杰，从一名岗位能手转变成一名优秀老师，她付出的不仅是时间、精力，还有对教育事业本身纯粹而真诚的热爱。

    叶圣陶先生曾把学生比作植物，在他眼中教师应该是“种植家”。这两名教师之所以赢得我们的敬意是因为他们除了教好书，更重要的是育好人，他们都是出色的种植家，在学生的心灵土壤里不停播撒着自信、热爱和鼓励的种子，让学生如同渴望生长的植物一样，在干涸的时候遇到阳光、雨露和人世间最宝贵的呵护之情。

    有人说，教书是一场暗恋，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结果却只感动了自己；教书是一场苦恋，费心爱的那一群人，总会离你而去……看到这些职业院校教师的故事之后，其实，我更想说，教书是一场又一场的种植耕耘，需要播种、拔草、施肥，更需要付出爱心和静静等待，帮助一个个生命个体在人生的关键处完成其自身的成长、顿悟和自我完善。也正因如此，教书的过程本身对于老师而言才会更有魔力和魅力，有值得让他们为之留恋和坚守的东西。也因为在这样的付出中，他们才活出了自己，感动了自己。

    今天，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两位一线职业院校教师的人生故事。

李华 绘

    ■蒋乃平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的指导思想，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更是建成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机制。笔者认为，校企合作应该分阶段进行，面向在校学生和在职员工两个阶段，校企共同梳理一线员工所应具备职业素养的基本标准和较高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既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苗子，又共同开展职工教育培训，在大面积提升员工职业素养的基础上，为技能型人才健康成长创造条件。通过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形成深层次合作的长效共赢机制。

    校企合作要满足“四方”可持续发展需求

    实现产教深度融合，需要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处理好三对矛盾，即学生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不同需求的矛盾，这三对矛盾涉及四个方面，即学生、学校、员工、用人单位。要想真正做到校企一体化育人，达成产教深度融合，必须在处理三对矛盾时，同时满足四个方面的需求。这四个方面中，职业院校、用人单位是“机构”，学生、员工是“人”。

    对于“人”而言，职业院校学生及其家长不仅希望学生能学有所用，提高首次就业的收入水平，还希望能获得学习能力，以适应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希望职业生涯能够可持续发展。用人单位员工则希望有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和舒适的居住条件，希望有良好的福利、和谐的劳资关系和人际关系，还希望得到美好的职业生涯前景。在校企合作中，要努力把他们的期盼和需求，有目标、有步骤地予以满足。

    对于“机构”而言，职业院校不仅希望通过校企联合招生更好地完成招生计划、改善生源、提高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还希望能合理地安排学生实习，更希望能联合培养，在企业支持下开发课程，共建“双师型”队伍；用人单位不仅希望能解决招工难题，还希望能解决员工流动性大、技术骨干少且留不住的困境，更希望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不断提升员工职业素养，为“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提供人力资源保证，提高市场竞争力。

    “机构”是校企合作的执行主体，只有校企“双赢”，才能不断深化合作；只有校企“互利”，才能为职业院校、用人单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才能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

    校企合作要有利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国务院《决定》把“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强调了终身学习对职业教育落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推动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已经就业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和非职业院校毕业生接受继续教育的需求将持续增长。有些职业院校已开始与企业、行业合作，开展在职员工继续教育的探索。此类探索既抓学历教育的长班，又抓职业培训的短班，实质上已经迈开了“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步伐。

    深层次校企合作对于一所职业院校而言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校企合作的基础阶段，面向职业院校在校生的学历教育阶段。此阶段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于，在把全体学生培养成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的同时，培养出一批技术技能型人才苗子，奠定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坚实基础。第二阶段是校企合作的提升阶段，即在职学习阶段。此阶段培养目标应该定位于全员学习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用人单位及其员工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协助用人单位成为学习型企业。

    职业院校真正完成了这种对接，就不再是单纯招收初、高中毕业生的学历教育，而是针对经济社会和人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将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交融的职业教育，并以此达成校企融合。其实，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区别，仅在于学校教育是为终身学习打基础，而职业培训是依据职业生涯发展目标，方向明确地参加符合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短期学习。

    校企合作要符合育人要求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造就人，因此，校企合作必须符合育人的要求，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提高育人质量、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核心任务。

    校企合作要重视理想信念教育。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是育人的关键。在校企合作的第一阶段，职业院校要与用人单位合作，帮助学生了解行业企业文化和发展远景，通过职业生涯教育引导学生筑梦、追梦，帮助学生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主动提升学习能力，追求职业素养的不断提升，从而带来就业质量的不断提高。在校企合作的第二阶段，职业院校要协助用人单位把职业生涯教育延伸到在职员工，引导员工把“我的梦”与“企业梦”、“中国梦”融为一体，成为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从业者。

    校企合作要强调有职教特色的全面发展。用人单位要求从业者具备做人与做事、情商与智商融为一体的职业素养。“德”是职业素养的灵魂，是从业者做人做事的方向、标准和动力；“智”是职业素养的主体，是职业能力；“体”是职业素养的载体，从业者必须具有符合职业要求的特有职业体能；“美”是职业素养的情感，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要具有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德、智、体、美在职业活动中集中表现为从业者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职业院校应该对照行业对员工的职业素养要求，强化职业素养训练，这既是落实全面育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也是校企合作共同育人的重要途径。能否疏理出各行各业对从业者职业素养基本的和较高层次的具体要求，应成为检验校企是否真正合作育人的一个极具操作性的指标。

    校企合作要强化学习能力的提升。重视专业技能训练是职业教育的教学特色，但单纯强调技术技能训练，而忽视学习能力训练，是对职业能力的误解。《决定》提出“加强文化基础教育”，不只是为了学生升学有基础，更是为了学习能力的提高。职业院校应遵循育人规律，把学习能力训练纳入职业能力提升的范畴，在教学中明确学习能力训练的具体要求，让人的技能成为有“生命力”的技能。

    校企合作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决定》首次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校企合作也应该遵循这一点。

    推进校企合作，既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也必须改变从化解招工难、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度安排实训等校企合作中的误操作。用人单位如果能从效益可持续增长的角度，从能招收合格员工、技术技能型苗子入手，从稳定员工队伍和技术技能骨干出发，着眼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能在职业院校的支持下共同培养培训人才，提高企业凝聚力，降低技能型人才流失率，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在市场就业体制下，从业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员工想获得较高的就业质量，就必须用较高的职业素养去交换；企业想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就必须用提高员工的就业质量去交换。这种投入与产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交换。双方的这种交换，通过市场调节，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关注员工的生存、发展，促进劳动者自觉提升职业素养，形成企业、员工各取所需的良性循环。

    校企合作要发挥校企各自优势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合作主体应该扬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提高合作的效益，为人才培养水平提升做出努力。

    其实，已有不少职业院校通过“上挂、横联、下辐射”，借助短期职业培训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县职教中心是县域内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最高学府，是整合各种资源的平台。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心”的作用，“上挂”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大中型企业，取得智力和技术优势，“横联”本地行政科研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获得具体指导和帮助，“辐射”到本地区乡镇，就可以在经济项目开发和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与用人单位建立起实实在在的合作。

    在校企合作中，如果职业院校只有索取，没有付出，或者付出的只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合作就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达到深度融合的要求。职业院校只有通过发现用人单位及其员工的需求，挖掘和发挥自己的长处，让用人单位及其员工有所收获，合作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更持久。（作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