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储召生 史望颖）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IFIE)2014年秋季分论坛12月7日在宁波闭幕。应邀出席论坛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强调，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国务院作出的战略部署，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要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扎实做好改革试点，积极稳妥地加快这一进程。

    鲁昕指出，加快应用技术人才培养、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要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学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从自主创新到先进技术转移应用的学校创新体系。要按照“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培养链”三链融合的要求，优化人才培养格局，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来自政府机构、行业企业、教育部直属高校、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成员、地方本科高校、职业教育集团等方面的50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

　  本报讯 12月8日，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主办的第二期“彩虹人生——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优秀中职毕业生校园巡回分享活动，走进北京市劲松职业高级中学、河北省沧州工贸学校，分享团成员向广大中职学生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分享自己的奋斗体会。“同事们都说我已经达到了一名好工人的标准，但我很清楚，做全行业最好的工人依然是我一生的追求。”从一名普通的中职学校毕业生，到党的十八大代表，“技术能手”牛国栋的一席话引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和牛国栋一起走进校园的，还有其他7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中职毕业生典型：辽宁省沈阳佰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潇铂、山东重工建机有限公司金结分厂加工中心工人蒋自强、湖北省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采油一队采油班长张义铁、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模具工程师李伟国、广西花艺装饰类淘宝网店笆藜饰界店主黎晓芳、海南省海岸车匠汽车养护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国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马文娟。分享团成员走进班级、团支部，与学生就成长成才中遇到的问题开展面对面交流。他们还做客中国青年网和新浪微博，通过网络访谈和微访谈的形式，与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学生以及关心职业教育的社会人士进行交流。

　　在分享团成员座谈会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指出，优秀中职毕业生代表走进校园、走近学生，分享青春奋斗故事，能够充分发挥先进典型榜样的示范激励作用，有效引导学生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他希望分享团成员秉承一颗真诚的心，热情投入，以亲身的奋斗经历和务实积极的精神追求，激励引导在校同学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真正激发中职学生的学习激情、成才动力和奋斗精神，引领同学们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充分认识到自己一样享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坚定信心，共同开拓中职学生的彩虹人生。

　　即日起，分享团成员还将分赴北京、河北、辽宁、吉林、湖南等省市开展分享活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对实现教育的依法治理，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教育综合改革及依法治教的提出，对政府的教育治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发挥教育信息化优势，让信息化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高效“引擎”，已经成为破解区域教育治理难题、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条新思路。

    以增强信息沟通与服务抓治理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教育治理方式与学校管理水平、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密切相关，教育领域是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领域。

    传统观念中，政府集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于一身，这导致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所有学校都按照行政指标办学，千校一面，教师工作也间接被行政化，缺少创新教学的动力与活力。在强调政府有限责任的新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需将服务生产者的身份剥离出来，还给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入，二是依法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在这个转变职能的过程中，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各级政府，首先要收集和调查社会民众的教育需求，以制定教育规划，然后组织办学机构参与到教育服务供给的工作中来。为此，政府需要获得办学机构的各方面信息，以监督和审查服务生产者的服务供给过程、结果和服务质量等情况。办学机构则需按照规定的标准、范围提供教育服务，并参考政府部门公开的相关信息、教育数据决策和行动，以便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办学机构也有义务定期向行政管理部门反馈办学规划、过程、质量等方面的信息。

    信息是行动的重要指南，学生与家长作为消费者也有特定的信息需求。他们一方面希望从政府得到教育服务供给、质量方面的权威真实信息，以便做出符合自身需求和利益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参与教育服务管理和评价的渠道，以实现表达意见和监督质量的权利。因此，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是信息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目前面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的服务形式包括提供办事指南、支持在线咨询与投诉、办事进程状态查询等。当前各地纷纷建设教育一站式服务中心，正是旨在解决如何面向公众提供教育信息服务的问题。

    以满足个性化需求提质量

    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育质量的根本表现就是学生的发展。学生发展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在信息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特点。

    提升质量首先需关注学生发展的全面性。一方面可以在学生学业评价系统、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的支持下，构建基于学生发展的增值性评价机制，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监测系统。另一方面，在评价学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推动各类学生卡、教育卡的建设应用，可将学生的校外参观、活动等非正式学习情况纳入考察范围，全面记录学生的发展状况。

    其次要关注学生的深度发展。今天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凸显出不断变革的本质，要适应不断变革的知识社会，一方面每个个体都要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继续学习，成为终身学习者，另一方面要将指向创新、创造的高阶思维能力作为21世纪学生的必备技能加以培养，并把发展高阶思维能力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内外诸多研究已经证明，数字化学习对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支持作用，因此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层面都务必要将信息化教学应用做深做实。

    最后要创造条件，支持学生的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学生在认知、学业、人际、适应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和程度上，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和需求，教育既需要关注大部分学生的共同发展，更要注重部分学生的特殊发展需求。可以微课教学、翻转课堂以及基于课堂或课后的网络学习、电子书包等应用模式，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进行个性化、主动的学习，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以优质资源全覆盖促均衡

    优质资源建设是资源共享的前提。从区域的角度来看，省市一级的教育资源库建设可定位于规模和数量，而区县一级的教育资源库建设则应明确定位于定制与改造。区县一级的教育资源应体现出区域特点，针对本区教材版本和教学实际提供一线教师可以直接下载使用的优质资源，同时要肩负筛选本区优秀资源加以共享的任务，促进学校之间的交流分享。

    提升优质资源覆盖面是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在一些所辖地域范围比较大的市县，面向农村学校，尤其是偏远地区教学点实现优质资源全覆盖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利用卫星传输、光纤宽带等信息技术，继续通过“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等多种形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范围。

    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优质资源共享的关键。在资源应用过程中，对现有资源进行加工改造是重要环节之一，教师的信息技术技能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教师培训，尤其要注重通过在线学习形式进行培训，丰富其在线学习经验，增强其感悟与体会。同时借助信息化优势扩大教师培训受益面，让更多教师有机会接受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的培训。

    实现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是区域教育治理的重要使命。增强信息沟通与服务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必要手段，通过信息化教学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是提升质量的必然要求，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是实现均衡的重要途径。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因地制宜，乘着信息化建设的大好形势，绘制一幅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崭新地图！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战略研讨会近日在上海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要适应新常态，根据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

    鲁昕表示，教育要释放改革的红利，需要好的人才培养结构，高等教育发展成效通过人才培养的类型体现出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4.5％，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需要大量中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人才。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通过调整学术型与技术技能人才的比例，搭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推动高等教育的进步。

    鲁昕强调，编制“十三五”教育规划要汇聚各学科专家、社会各界的力量，做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社会进步目标相结合。“十三五”教育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课题，包括如何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终身理念的现代教育体系、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等，未来要着力破解这些难题，推动教育改革发展。

　　李华 绘

　　近日，教育部公示了10个“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重点推进“三方共育”的师资培养模式，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新一轮的以“双师型”为特征的卓越中职教师培养工程将逐步展开。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面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探索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培养一批素质全面、基础扎实、技能娴熟，能够胜任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对于这样一个目标，职教界的反应有欣喜，也有质疑。有人认为，职业学校需要“双师”结构的教师队伍，但“双师型”对于教师个体来说，已有不小难度，此次提出“卓越”，更是难以企及。但笔者认为，在当前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现实需要下，稳步推进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工作是现实可行的。人们的质疑也正是教育部推行“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改革项目”要解决的问题。

　　把“双师型”作为高层次职教教师的优秀基因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中包含有五类教师，唯独在“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中提出要探索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各类教师中，为何职业学校的教师特别强调是“双师型”？

　　这是由于，“双师型”与职业教育有共生关系，只要开展职业教育，就有“双师”要求。

　　在德国，要成为一名职教教师，需要通过两次国家考试，除了具有学历和资历等基本条件要求外,还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企业实践才能具备职教教师资格。德国的职教教师大多一专多能，理论和实践教学能力都较强。在日本，“双师型”教师由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校培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后先去企业工作，然后再转到职业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在美国，取得四年制学士学位的学生，在获取教师资格证后，至少要有一年的工作经验并且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成为职业学校教师。

　　顺应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我国对职业学校教师也提出了“双师型”的要求。最早将“双师型”教师的表述上升为国家政策层面的文件是1995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开展建设示范性职业大学工作的通知》，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双师型”教师的概念。之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教育部在2011年《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中提出，新任教师到企业进行半年以上实践后才能上岗任教，职教师资培养制度呈现明显的“双师型”特色要求。

　　“双师型”教师也是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的现实需要。校企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若没有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再好的平台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双师型”教师是来往于校企之间，指导学生实践、服务企业技术技能需要的核心力量，“双师型”教师的工作能有效地加强校企双方的沟通和合作，也是校企合作育人模式能长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双师型”教师还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当前，职校学生基本都是传统教育考试“分流”下来的，文化知识相对薄弱，学习自律性普遍不强，因此，需要职校教师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理论与技能的双重教育。只有专业理论的传授，没有技能培养，一定会失去职业教育的特色；同样，只有技能的训练，没有通识的培育，充其量只能是工具化的培训。“双师型”教师要成为职业学校学生人格的塑造者、素质的培养者、知识的传授者和技能的教练者。

　　卓越计划显示我国职教师资培养演进路径

　　此次遴选出的10个“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中，既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这样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也有同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这样的普通高校。这样的布局，也正反映了我国职教师资的培养，经历了一个由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向普通本科高校转变的过程。

　　早在1979年，国务院就批准建设天津技工师范学院、吉林技工师范学院、山东技工师范学院和河南技工师范学院4所技工师范学院。此后，我国先后建立了12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但后来由于调整和合并等原因，目前仅有5家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承担职教师资的培养任务。

　　由于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数量过少，难以满足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需要，难以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职教师资培养数量不足的问题。为此，教育部逐渐把培养机构延伸到非师范类普通本科高校，启动了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工程，依托普通本科高校和有条件的职业院校，陆续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了93个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其中具有培养“双师型”师范本科生资格的本科高校有62所。

　　职教师资培养机构由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向普通本科高校转变，不仅缓解了“双师型”教师供不应求的矛盾，同时也提高了职教师资的专业化水平。

　　三方共育，卓越计划创新职教师范生培养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主要是在学校中进行。这种学校单一培养模式，虽然培养目标比较集中，学生训练比较系统，有利于学生职业教育理论的强化和职业教育理念的巩固，但这种与普通学校教师培养的同质性模式，忽略了作为职教教师所应具有的专业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由于缺乏与企业的有效沟通与衔接，很难把企业实践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

　　近年来，我国职教师资培养逐渐由学校单一模式向校企合作模式转变。校企合作模式利用学校的师资力量优势，完成职教师资的理论教育；利用企业的先进设备和实训条件，完成职教师资的实践技能训练。企业优秀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到职教教师培养的教育活动中。这种转变，为构建“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创新了培养方法。

　　此次教育部开展的“卓越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再次创新了职教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重点推进“三方共育”的师资培养模式，培养高校不仅要和企业相结合，还要和地方中等职业学校相结合，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中等职业学校的协同培养机制。“卓越计划”要求，职教师范生在四年培养过程中，企业实践和职业学校实践要占到一年时间，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职教师范生在大学期间能够到职业学校进行教学实习，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职教师范生可以到相关企业进行专业实践，使学生既能了解职业学校教学规律，又能获得企业经验，对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梦卿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报讯（记者 史望颖）12月7日，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指导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浙江宁波召开。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并讲话。

    鲁昕充分肯定了近年来职业指导工作的成绩，指出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续8年保持在95%以上，独立设置的高职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在90%以上，就业质量不断提高，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推进城镇化、促进社会公平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鲁昕强调，职业指导工作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计职业指导模块，强化职业指导课程主渠道作用，强化实训实习等各环节的职业指导功能，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求，加快构建以教育指导和就业服务为主体、全程全员全方位的综合性职业指导体系。要切实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的指导责任，落实校长的领导责任、班主任的主体责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主动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和落实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各职业院校要把就业工作作为“生命线工程”，根据就业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

    “天行健，学长以实力打倒高富帅。地势坤，学姐凭智慧战胜白富美。”

    这条悬挂在大学校园里的横幅，或许可以窥见当下90后大学生对高校学生工作带来的改变。当这批被打上“热情健康、有创造力、极具生命力”标签的大学生，伴随着互联网大潮“撞”上大学校园时，传统的高校学生工作格局已然到了“升级”的时刻。

    日前，在2014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议年会（以下简称“年会”）上，来自全国137所职业院校的260余名代表把视角投向了这群“新兴人类”。这些职业院校领导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希望能搞清楚，90后大学生有着怎样的特点？又该如何服务这些互联网青年？

    90后到底啥模样

    “在90后愿意给自己贴上的标签中，‘宅’以47%的比例拿下首位，紧跟其后的是‘屌丝’和‘奇葩’。”

    这是由腾讯公司和易观智库公司联合出具的《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2014》里的一句话。今年4月起，两家公司面向全国的90后共发放8041份有效问卷，对其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社会认知、网络行为4个方面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腾讯大成网副总编辑付强在年会上公布了问卷的结果。其中，21.3%的90后在找工作时会更看重自己的兴趣，这比80后提升了9.6个百分点。超过75%的90后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的信息。

    这份数据让年会现场热闹起来。百余名职业院校宣传部长面对这个话题，一个劲儿地从嘴里蹦出各种词语，来形容90后这个他们“如今的工作对象”。

    热情健康、有创造力、极具生命力正是与会宣传部长提到的高频词。

    当然，不靠谱、心理脆弱等“负面标签”也频频被提及。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校办副主任陈泓认为，90后之所以被打上一些负面标签，是因为他们缺少与长辈的沟通，而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络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和心情。“当你真正了解90后时，会挖掘出他们很多的闪光点。”

    这一点，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曾劲颇为认同。他曾对学校的90后学生有过近距离观察，“90后在面对内心压力时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发泄，同时过高的生活成本也使得90后容易急功近利”。不过，曾劲依然看好这个群体，“没什么能影响90后的崛起，他们终将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在付强看来，90后是伴随着网络长大的一代，90后信息来源的渠道非常丰富，网络上各种信息的传播都会对90后的思想产生影响。同时，90后传播自己思想的渠道也相应地变得更宽。

    也正因为更为宽广的渠道，造就了90后更多元的性格。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长王迪新对此体会很深，“学生的生源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多元化正是90后最大的特点。”付强说。

    《中国90后青年调查报告2014》中的一句话说出了与会不少宣传部长的心声：“无论贬低还是夸赞，为90后青年贴上集体的标签恐怕都太过武断。”

    高校作好准备迎接90后了吗

    “现在很多职业院校一切围绕着市场和企业，没有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提供服务。”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平沪生直言不讳。

    他认为，服务这些90后大学生应该是一件“两厢情愿”的事，大学生不但要和学校“相互关注”，学校宣传工作还要针对90后的特点，让他们的力量融入到校园新媒体建设中。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汪中银正在盘算着要怎么做好这件“两厢情愿”的事情，“网络时代下的学生思维非常活跃。这是好事，需要学校积极地去引导学生”。

    这个引导的过程，并不容易。一些与会的宣传部长坦言，自己已经跟不上90后的节奏，有点“落伍”了。有宣传部长很苦恼，对于一些流行的网络语言，自己是“一点儿也不熟悉”。

    “接地气”是一些宣传部长想到的迎接90后大学生的第一个“妙招”。王迪新所在的学校鼓励每个教师都开通博客，在博客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学生。

    而上海的部分职业院校已经开始使用互动社区“易班”，学生跟老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参与网上讨论和投票、使用网盘储存，等等。这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班级建设与交流模式。

    这批90后大学生带来的不仅是沟通交流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校园舆情工作也被第一次搬到学校领导讨论的文件中。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郑毅刚在年会的分组讨论会上，主动提及前不久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陕铁职院百人打一人”事件。

    网络上对该事件的说法是，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百名护校队学生围殴另一名学校学生，其间并没有一名老师或校领导上前制止。该事件在网络传播后，迅速引来大批网友“驻足”，“口水、谩骂、各式各样的攻讦层出不穷”。

    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过去，学校的“封杀政策”会很管用。毕竟，作为信息传播的窗口，“只要宣传部不说话，外面的人就很难知道”。

    互联网已彻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90后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一群人，如何处理学校、尤其是和学生有关的负面事件，需要职业院校的宣传部长重新思考。

    （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记者余捷、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记者刘瑶、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生记者周晓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依法治教具体到学校层面，就是依法治校。依法治校，说白了就是立规矩、守规矩，让学校各项事务运行在法治轨道上，让学校管理者树立办事依法、遇事用法、难事靠法的法治思维。从全局来看，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重要环节；从教育内部来看，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都离不开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既是教育自身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又是确保教育改革“深水突围”的压舱石。

    近年来，依法治校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存在提升空间。一些地方和学校对推进依法治校认识还不到位，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办学、违规招生、违规收费等问题时有发生，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推进依法治校，学校管理者尤其要增强法治思维，提高依法治校能力。

    推进依法治校，首先要加强章程建设，建立依法办学的制度体系。章程相当于一所学校的宪章，对内部如何治理、权力如何运行、学科如何建设、人才如何培养等核心问题，以制度规范的形式作出约束。章程是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据，没有科学的章程就谈不上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更是空中楼阁。章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写在纸上”不如“走在路上”，体现法治精神的章程应在各级各类学校落地扎根。学校管理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应严格依照章程，让章程成为人人遵循之法。

    推进依法治校，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在个别学校，有的管理者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既违背法治精神，又破坏法治秩序。这种现象存在的背后，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缺失。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是依法治校的根本。应该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依法明确学校内部不同事务的决策权，把师生参与、专家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同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师生监督权力、家长参与管理、权力阳光运行。

    推进依法治校，要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核心职能和存在根基。落实师生主体地位，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是学校推进依法治校的落脚点。当前，一些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个别教师对学生分类分等、学术失范现象严重，事关师生权利的信息沟通不畅，这些现象与依法治校的要求严重背离。应以依法实施办学、保护师生权利、健全学术保障机制为重点，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尤其应在校园中大力弘扬平等意识，切实尊重保护师生权利。

    推进依法治校，要健全学校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教育领域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学校与学生、教师之间纠纷呈多发趋势。学校应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矛盾、纠纷的能力，依法建立和畅通纠纷解决渠道，特别是要规范校内师生申诉和调解制度，保证处理程序的公开公正。针对目前学校安全面临的复杂局面，应积极借助政府部门、社会力量、专业组织，共同构建学校安全风险管理体系，通过法治手段处理纠纷。

    归根结底，依法治校意味着学校治理从行政思维和方式向法治思维和方式的根本转变。这需要从学校日常管理的每个细节入手，让法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必然，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和教育工作者在学校管理中都能直接感受到法治的力量。

图片来源：新华网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5日讯 （记者 韩秉志）2014新华教育论坛'大国教育之声'活动4日在京举行。在论坛上，新华教育、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中心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教育行业舆情报告》显示，职业教育与在线教育有望成为教育市场首要增长点，教育途径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凸显。

报告显示，2014年教育舆情总体上来看，正面及中性的信息占多数，达到近9成（89%）。但舆论影响较大的热点事件中，负面信息（占56%）的网民参与度更高，讨论也更热烈。究其原因，由于民众对教育的期望值与教育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当前教育也承载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因此，面对接连曝光的教育界、学术圈的负面信息，必须有实质性作为，突破原有的权力利益结构，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和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否则，单靠正面舆论宣传或说教，很难消除其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教育和学术形象。

在2014年教育热点事件中，考试招生类在舆情类型中占比最多，超过三成（31%）。此外政策法规类、安全事故类等事件也易引发热议。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2014年我国教育网络舆情事件仍旧频发，全国（多地）层面教育热点事件有10件，，多涉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以及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如考试作弊、校园安全等。由于区域间教育发展差异较大，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点各有不同，舆情分布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因此，教育舆情的分析研判、教育政策的出台实施都要有区域意识，因地制宜。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在论坛上表示，'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应该用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意识来提升教育自理能力。在依法治教的框架下，明确学校、社会、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引导教育更加健康发展。

报告还对2015年教育舆情做出预测：随着教育日益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教育领域相关事件还将呈现出多发、易发的态势。由城乡差别、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起的涉及教育公平的政策出台及个案报道的相关话题仍将备受舆论热议，改革的推进以及实施效果或将成为网民的关注热点。此前，教育部出台师德条规引不少网民点赞。然而，这些规定能否真正筑起师德底线仍让部分网民存疑。如何防止整顿不到位和规定流于形式现象再次发生，需要有关部门多管齐下，从制度、法律和道德等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近日，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省教育厅涉嫌行政垄断一案引起业界重视。案件的起源是广东省教育厅在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工程造价基本技能赛项”比赛中，指定使用软件程序。该公司认为此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故起诉广东省教育厅。该案目前正在审理中。（《法制日报》12月4日）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背景下，不管广东省教育厅是否违规，其被诉的事件本身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敲响了警钟。依法治教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教育部门的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不能仅仅将法律思维、法律意识停留在纸面和口头，而应当落实到具体行为和工作细节之中。对于法律框架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

    就案件本身来说，广东省教育厅通过其在赛事规程方面的行政权力，以部门红头文件的形式限定赛事使用的软件，这种行为本身或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第32条的规定。据笔者了解，广东省教育厅的此种做法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赛各省级选拔赛中并非首例。当然，行政部门涉诉并非坏事，只要各级各类教育主体予以重视，恰恰可以起到以司法实践推动落实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作用。

    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落脚点在于依法履行职责。教育部门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判断标准，就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是否有法律规定或法律授权。为了明确教育主体的权、责、利，为教育系统各主体确立行为边界，各级教育部门应加快建立面向教育系统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教育部门在教育系统改革和现代化治理中该做什么、怎么做好工作，明晰政府和学校的职责权限。教育部门不仅要把该放的权放开、该管的事管住，还要把权放到位、把事管到位。

    避免权力滥用或权力失范是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应然要求，教育部门应当建立起长效化、动态化的行政监督机制。“让权力走在阳光下”是教育部门依法行政的重点环节，也是避免权力滥用或权力失范的重要途径。只有让教育权力公开透明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保障利益相关者、专业人士和专业团体、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才能切实推动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依法、依章、依规办事。

    而且，教育行政部门要意识到，教育决策不能仅仅关注结果的合法性，还要注重方向和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政务信息公开不应当只是决策结果的公开，更需要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的公开化、透明化。教育部门做出的行政决策或行政行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还要充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保障教育决策的方向、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合理。而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依赖于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专业团体和人士的有效参与。这就要求教育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决策事项的受众范围等的不同，建立不同层级和差异化的教育决策集体讨论、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评估等机制。如果广东省教育厅在决策过程中，及时进行专家论证，对相关文件及内容的合法性进行专业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会免于被诉。

    教育行政部门不仅是依法治教的重要主体，还依法享有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办学的职责和权力。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的同时，教育部门更应当以身作则，将懂法、知法、守法、用法、敬法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行政管理、服务和决策行为之中，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更要注重实现程序正义，将依法行政落到实处。对此，教育行政部门可谓任重道远。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培育上升通道转变用人导向

提及职业教育，许多家长会认为，那是初考或高考“分数不高”孩子的无奈选择。“在大部分人眼里，技就是‘雕虫小技’，只是一个赖以生存的饭碗而已。”参会的部分大陆职业院校校长坦言，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而言，职业教育就等同于“次等教育”，“因此，望子成龙从来就不会和‘技’联系在一起”。

“长期以来，人们对职业教育所持有的偏见，根深蒂固。要改变这种观念，恐怕一时难以做到。”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认为，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感，最有效的途径是从资源投入和政策导向入手。他建议大陆，在排名前3名的大学里，培育1所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一流大学；在排名前10名的大学里，则培育3所承担职业教育任务的一流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是台湾职业教育院校体系中的标杆大学。这所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最终进入了上市公司就业，承担着许多大公司的研发任务。“许多职校毕业生在职场打拼多年后，都会选择再深造，首选的学校就是台湾科技大学。”廖庆荣说，设立职业教育名校，让职校毕业生拥有学业上升通道，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

当然，社会各行业的用人态度也至关重要。如果许多企业看重的不仅仅是文凭，还有人才的实际能力，将促进职业教育与人才市场的良性循环。

为此，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建议，职能部门要从制度入手，从过去重学历的用人导向，转为以能力考量为基础的用人导向。具体而言，应尽快建立行业技能鉴定、证照考级体系，让用人单位可以依照技能水平招录人才。

改变“士大夫”观念，需要营造“职业教育照样成才”的浓厚氛围。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认为，职业教育不单单是因材施教，还要让学生发挥各自的所长，找回信心、价值感和尊严感。

目前，在台湾的上市（上柜）企业中，有10%的企业老板或创办人是台北科技大学的技职毕业生。“这让世人看见了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价值，对改变社会的偏见大有裨益。”台北科技大学校长姚立德说。

锻造实战师资提高教学质量

“现代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定义为‘蓝领教育’，关键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福建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仁华认为，作为技术型院校，职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而在这方面教师的力量不可或缺。

然而，目前大部分职业院校，主要招收博士学位的老师，却极少或甚至没有来自业界的师资。“殊不知，这种缺少实务师资的职业教育体系，很容易与产业需求相脱节，也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毕业生的竞争力。”论坛上，不少职业院校校长坦言。

那么，如何锻造实战型师资队伍？自2005年起，台湾推出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要求技职学校须具备一定比例的业界师资，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掌握产业脉动，增强课程实战性，提高教学质量。

据悉，目前台湾科技大学对教师评鉴、升等体系进行了改革，摒弃以往以技术报告参评职称的做法。“老师可以自主地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选择合适的比例，以利于自身职称升等。”廖万荣说，原先许多老师都倾向于学术研究，没多少人愿意搞应用研究，该政策执行后，越来越多的老师热衷于产学合作，推行实务课程内容，整个教学局面就扭转过来了。

对此，台湾铭传大学副校长王金龙持同样看法。“当前，铭传大学正大力实施‘大学教学卓越计划’，推动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学校鼓励80%的高学历教师到大企业蹲点调研，协助企业解决难题。”王金龙告诉记者，蹲点期间工资照发，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教师从中可获得实战经验。同时，学校还聘请了大型企业中高层人士来校授课，每学期至少有3到6周的课程，以此提升课程实战力。

诚如许多业界人士所言，职业教育的成败关键在内涵建设，培养一流的学生，需先培养一流的教师，而两岸在师资交流、技能培训、联合办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携手破题之路方兴未艾。

莫忽视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

台湾技职类院校起步早、发展快，已形成中职、高职、高等职校于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台湾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批的高新技术人才。

近年来，我省借鉴台湾办学经验，引进台湾优质教育资源，创造了“3+1”、“校校企”等闽台高校合作的新模式。眼下，我省正在拟定《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例》，并提出了闽台高校合作计划等，这都将为闽台职业教育合作迎来新契机。

采访中，不少台湾职校校长指出，闽台职业教育的合作空间广大，在引入台湾师资、两岸共同成立研究室、合编教材等方面，都可以尝试合作。“不过，在借鉴台湾经验的同时，要避免重蹈台湾的覆辙。”台湾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表示，台湾曾经盲目扩张研究型大学，并将岛内原先77所专科学校改制为13所，这给产业发展带来莫大局限。因此，发展研究型大学、高等职业院校时，千万不可忽视中等职校的均衡发展。

当然，若要职业教育的竞争力不输于普通大学，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还需相关配套政策的扶持。如提高技职院校研发补助比率、为有潜力的职业高中生提供就读优质大学的机会等。在新机遇下，我们期待，闽台职业教育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能携手迎来新的春天。

 新快报讯 11月29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成立大会暨亚太地区民办职业院校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开幕。本次会议为期两天,以“协同·融合·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指出,中国职业教育已进入新常态,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发展观已经转变为以提高质量为特征的发展观。他充分肯定了分会成立的意义重大,并对分会提出在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要求下的6点希望:深入贯彻学习《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实现“学术立会、科研强会、服务兴会”宗旨;搭建中高职民办职业教育沟通交流平台;积极推进民办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切实加强好自身能力建设,加强组织建设,除高职外还要吸收中职学校参加;重视宣传工作,注意发现民办职业教育好的典型,总结民办教育的困难和问题,反映民办职业教育的呼声,共同推动民办教育发展,使民办职业教育真正能够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联合工作小组日前发布《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工作2013年度报告》（简称《报告》），将职校生的实习安全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根据教育部选取的80万例样本分析，2013年每10万名实习学生发生一般性伤害的约为78.65人，其中导致死亡的约为4.69人，明显高于2012年每10万名实习学生中约39.9人发生一般性伤害，3.96人死亡的统计数据。

　　学业未成身先死，“揪心”的背后，我们更应发问，职校学生实习事故频发，问题出在哪儿？他们的安全又该由谁来保护？

　　比“挖矿”还危险吗？

　　事故频发，机械伤害占比最多

　　根据《报告》显示，实习学生的伤害率和死亡率不仅逐年递增，而且也高于部分行业正式职工的数据。通常被认为事故多发的全国工矿企业，每10万名职工平均死亡率为1.636人，仅是职校实习学生的1/3。

　　“这是真的？没骗我吧？”某职业学院青年教师许冠群（化名）根本无法接受这数据。“难道学生实习比‘挖矿’还危险？”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

　　2013年5月15日，某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马某跟随实习单位在塔里木油田英买二井作业区承修YM2-11井，因灌液需要，班长安排泥浆工和副钻连接一号泥浆罐罐浆泵灌液管线时，灌液管线挂到了防爆插头上，泥浆工将防爆插头拧开放在地上，实习学生马某看到插头脱落后，去接防爆插头时发生触电，抢救无效死亡。

　　2013年10月11日，某省铁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张某在实习单位车间内遥控行车进行货物卸载过程中，被倒下的货物压倒，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这只是学生意外事故的“冰山一角”。

　　据统计，2013年我国职业院校参与实习的学生人数约为1000万。而按照每10万人死亡4.69人的比例，实习生整体死亡人数约为469人。

　　《报告》显示，2013年学生实习伤害事故类型主要包括机械伤害、跌倒摔伤、交通事故、砸伤、突发疾病、灼伤、暴力伤害等。其中，机械伤害、跌倒摔伤、交通事故是学生实习伤害事故的三大主要类型，分别占总事故数的22%、21%、13%。与上年相比，机械伤害事故数量占比有所下降，由27%降为22%；交通事故占比下降幅度较大，由21%降为13%；跌倒摔伤事故占比增加，由16%增为21%，成为继机械伤害后第二大事故伤害类型。

　　管理措施落实了吗？

　　“都是表面功夫”

　　采访中，许冠群把一份学生顶岗实习手册递给了记者。该校的《顶岗实习手册》规定，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实习可由学校派遣，也可自己联系。其中“学院指导教师要求”一栏明确写道：老师每周至少与学生联系一次，定期到实习单位与实习单位指导教师及学生沟通、交流。

　　“都是表面功夫。说是学校派遣，其实真正能得到机会的只有少数，剩下全都是自己联系。说让老师定期联系学生，还要去实习单位交流，据我所知，真联系的没几个。”许冠群有些惭愧，这种“放羊”式实习为意外事故埋下了隐患。

　　另外，记者发现，在长达15页的手册之中，“安全”二字竟然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

　　“学生安全得不到保障，学校难辞其咎。”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王寿斌认为，在职校学生就业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大都不指望通过做好实习来“消化”毕业生，因而也就普遍不太重视学生实习工作。这种理念反映到实习指导教师身上，就表现为没尽到联系、指导学生的职责。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主任夏军指出，当下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实习内容与教学目标不一致以及岗位层次过低、地点分散等问题。“学生的实习预期目标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落差，导致学生思想消极，极易引发事故。”

　　事实上，职校生实习意外事故频发，并非今天才有。那么，这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何“久攻不下”？

　　“问题难解，根源在于迟迟没有建立长效制度。”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振洪指出，实习安全风险管理的机制薄弱，导致很多学校没有制定具体的实习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由于实习生不受《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很多企业对管控实习生的安全风险不够重视。

　　“作为既是学校教学、又是企业工作的一项具有特殊性的培养环节，学生实习理应实行学校和企业‘双主体’的协同管理，但实际上这种管理恰恰是处于‘单主体’或者‘无主体’的状态。”王振洪说。

　　实习安全制度到位了吗？

　　应尽快完善法律政策

　　为职校生实习撑起安全保护伞，已不能“一推再推”。

　　“避免出现意外，应让教师更多地参与到学生的实习之中，改变‘放羊’式实习的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许冠群说。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田秀萍表示，职业院校应缩短教育与产业的距离。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应逐步达到60%以上，新进教师必须为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不允许高校毕业生直接到职业院校任教，更不能担任专业带头人。

　　在王寿斌看来，保障职校学生实习安全，工作重心应在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过度依赖偏重事后理赔的“联合投保”。“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化学校的实习安全保障责任，实行院校长负责制。学校也应当把这一责任逐级分解到具体的教师身上，强化实习前的企业考察、学生培训和流程完善，使校企双方共同承担保障学生实习安全的任务。”

　　“校企应建立长效安全教育机制，将安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就业、创业和职业生涯教育，提高适应社会和岗位要求的能力。”田秀萍强调，教学管理部门应有专人负责安全教育和安全督导，消除以实习保险替代安全教育的思想。同时，要将安全课程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学生建立安全意识。课程结束后，学校要对学生的安全知识、技能进行考核，未达标者不得参与实习。

　　“事实证明，将实习落实在与学校有紧密合作的企业，一般很少会出现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松散、分散的企业实习，安全形势则不容乐观。”王振洪表示，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情况，还是要依赖于健全的校企合作机制。

　　“归根结底，尽快完善学生实习的法律律政策体系，将学生实习安全工作纳入法律轨道，才是维护学生实习安全的根本途径。”夏军强调。

　  新华网长春11月30日电（记者 张颖 姜明明）边工作边学习，工作期间还有薪水，这种工学交替的“预约就业”模式让正在长春读大四的陈婷颇有安全感：“我已经决定明年毕业后直接留下就业了”。　

　　29日，吉林省工业设计协会携手其会员单位与开设工业设计专业的省内高校及职业院校进行校企对接，以“预约就业”的形式为从事工业设计的学生提供学习、实训、就业等机会，从而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　

　　据了解，“预约就业”的合作形式非常灵活，学生们或是参加预约企业组织的活动，或是利用业余时间进入企业“试就业”。学生可以逐步增加对预约企业所在行业发展方向及本身发展潜力的认识，再根据企业岗位要求和自身水平的差距，改进学习方法、优化知识结构、提升实际能力。

　　中国的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教育一直采取“埋头走路”的做法，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之间缺少有效连接。此次吉林省校企之间采取的“预约就业”模式，不同于以往的实习、“定单式”培养，而是边教学边实践，让学生充分参与到企业的工作当中去，双方共同开展管理、实习、培训、科研合作。　

　　吉林省正能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秦立海表示，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可以让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学术能力在实践中进行一个评估，企业为吸纳优秀人才，自然要提供对等的报酬，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目前，吉林省工业设计协会的会员单位中已经有十几家企业与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或职业学校对“预约就业”形式达成意向，这将有助于学生对企业和市场有更直观的感受，从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拓宽就业渠道。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正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机遇！”11月29日，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成立大会暨亚太地区民办职业院校合作发展研讨会”（以下简称“中国职教学会民办分会”）上，中国职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表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未来颇为乐观，但教育体系的创新和改革仍是发展的关键。会议正式宣布民办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成立，力促民办职教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正处于新的转折点。”刘占山表示，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市场的引导。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为职业教育创新改革提供了政策环境。

　　刘占山说，政策的闸门已打开，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从主体和形式“双管齐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主体上，实现多元主体办学，不仅政府可以办学，企业、行业、社团组织甚至是公民个人皆可办学，实现公办、民办同等地位、同台竞争。

　　形式上，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探索委托办学和委托管理等兼容并包的灵活办学机制。他还特别指出，建设现代化大学制度的队伍中民办职业教育正走在前面，要想方设法实现社会资本向民办教育的集聚，力争将民办职业教育学校发展成为省级创新强校。

　　“实现培养目标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转变。”中国职教学会民办分会会长俞仲文强调，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制度建设是根本。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提升教学质量为核心，其关键在于建设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办学要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使专业教育面向社会需求”他提出，三年的高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在课程、专业装备、师资队伍上加强建设，传授学生高质量的技术知识，更要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现青年成长向合格“职业人”的转变。

　　“我国职业教育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俞仲文说，推动国际化发展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下一步目标。

　  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就全面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此次改革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

　　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征求意见稿》提出，把提高质量作为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正确处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职业能力培养的关系、文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关系、学生就业需求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关系。高等职业教育要结合区域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的生源对象，推进教学改革创新，深化专业内涵，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征求意见稿》提出，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梦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并结合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强化职业精神培养。

　　改善专业结构和布局

　　《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引导和支持职业院校结合自身优势，科学准确定位，紧贴产业、紧贴企业、紧贴职业岗位调整专业结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管理本地区专业设置，围绕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趋势，宏观调控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布局，努力形成与区域产业分布形态相一致的专业布局。

　　健全课程衔接体系

　　《征求意见稿》加强和改进公共基础课教学。要在保障学生技术技能培养质量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基础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一般占总学时的1/3，高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1/4。同时，要推进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使学生在取得毕业证书的同时，直接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促进中职与高职课程相衔接，统筹开发中高职衔接教材，也成为《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

    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引企入校、引校入企”等，拓展校企合作育人的途径与方式，促进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要发挥职业教育集团的办学优势，以产业或专业（群）为纽带，推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产业岗位人才需求标准相衔接，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积极推动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建立三级质量监测体系

　　教育部计划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监测体系，还将积极支持各类行业协会、专业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开展教学质量评价，以此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

　　同时，还将组织制定公共基础课程必修课和部分选修课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部分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国家重点建设专业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职教标准。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将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标准。（本报记者 练玉春）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宪法日的设立，既昭示着依法治国理念的前行，也意味着法治精神的回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在教育领域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教育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一要义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深刻总结。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后，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涉激流、行险滩，靠什么冲破阻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法治为改革护航，教育改革就会事半功倍。

    过去的改革更多靠“摸石头过河”的勇气，“边抓牌边定规则”。而在今天，随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不断确立，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循着法治的轨道前行。教育综合改革事关全局，不仅要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闯关，必须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教育综合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和权力的重大调整。深水区的利益藩篱，攻坚期的复杂难题，只能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序进行。反观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校闹”事件、安全纠纷、师德失范等社会敏感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在法治框架内，通过教育制度创新化解处理。

    教育综合改革必须寻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公约数”，这是教育改革持续向前的制度源泉。教育综合改革涉及部门多样、利益主体多元，要通过法定程序凝聚共识，并将各方共识以法治方式确认下来。通过法定程序广纳众议形成的改革方案，有利于激发教育利益相关主体活力，降低改革实施成本。

    法治护航下的教育综合改革，不仅意味着有法可依，而且意味着良法善政；不仅意味着更完备的制度与秩序，而且意味着更多的公平和正义。在这样的改革图景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彰显着深刻内涵：更加注重程序正义，改变教育领域传统上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建立健全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法定程序；更加注重权利保护，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尊重和保障师生权利，建立健全权利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制度完善，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教育法》为核心的专门教育法律体系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相关法律体系，但依法治教的制度措施还不健全，这要求建立健全教育法律制度；更加注重规则公平，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通过法治方式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法律规则，充分体现各方合法权益和合法诉求；更加注重利益相关方参与，教育综合改革要激发利益相关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信息公开和决策民主等各种法治途径，让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关键在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真落实。比如，在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管办评分离等群众高度关切的重大改革过程中，要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健全教育依法决策机制，加大教育执法力度。“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让法治精神渗透在各项具体改革领域里，让教育改革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具体到学校管理上，也须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要以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为目标，落实和规范学校办学自主权，形成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教师依法执教，学生依法维权的局面；还要以健全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为着力点，不断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教育是民族振兴之基。让我们凝聚共识、开拓进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教育领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善之区”。

    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成效，需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学校应健全和完善法制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法制副校长政策也不能废弃，应继续坚持下来，并进一步加以完善。

    ■方芳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针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群体的研究数据显示，其中64.7%的未成年人在犯罪时居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制意识薄弱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这样的数据让人震惊，但也让人不禁要问，法治教育为什么会失效？我们的法治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青少年时期是培养公民法制意识，树立法制信仰，学习法律知识的最佳时期。据笔者多年来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调查发现，法治教育实效不佳与学校法治教育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有关。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法治教育主要依附于德育课程，通过品德课、思想政治课等传授法律知识，内容设计并不完善，大多是说教式教学，缺乏生动、形象的案例。同时，法治教育的课时比重非常少，有的学校将课时节省下来上其他科目课程，甚至将法治教育内容作为选修课，让学生自学了事。

    学校法治教育的资源有限，也阻碍了学生法制素养的提升。法治教育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学科，需要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任教，而我国中小学很少有法学专业的专任教师。尽管学校对教师有定期的法律培训，但由于培训时间短、实效性差，培训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同时，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资源也没有充分利用。一些法制副校长很难抽出固定的时间到学校讲课。有的公安机关人员经常发生变动，也导致法制副校长工作无法稳定开展。

    在操作层面上，学校法治教育缺乏不同平台的资源共享机制。虽然有的学校也意识到具有实践性、生动性、形象化的教育形式更符合学生实际需要，如法院旁听，参观监狱等，但这种形式的教育需要公安、司法机关提供资源和支持，缺乏互动的联动平台导致这样的活动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另外，家庭在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笔者曾做过“校园低龄暴力犯罪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学生犯罪主因与家庭教育有关。家长本身的法制意识低下，对孩子的溺爱、放任不管，以及自身不良行为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孩子行为出现偏差。很多国家特别重视对家长的教育，如德国设有“双亲学校”，对家长进行系统教育；巴西政府则从提高结婚质量入手，要求青年男女在结婚前系统学习家庭教育知识。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有助于提高家长的法制素养和教育水平。

    不能忽视的是，当下社会的信息对青少年法治教育也产生较大影响。由于教育界尚未对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达成共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色情、暴力、赌博等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信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影响着孩子们的行为。部分未成年人正是受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此，提高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成效，需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学校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阵地，应健全和完善法治教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尽量采取学生乐于接受且效果较好的多样化形式，如通过开展法制知识竞赛、模拟法庭、排演小品、法院旁听等活动实现教育目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编写适合青少年学习的、便于理解的、贴近生活的法治教育教材，将法治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质量考评体系。

    法制副校长的政策也不能废弃，应继续坚持下来，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各级公安机关要选派熟悉法律知识、具有较强语言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热心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优秀民警担任法制副校长，应确定每学期法治教育课程的次数与方式，结合学生特点扎实有效地开展法治教育。

    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对于孩子法制素养的提升可谓责任重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还应重视对家长的教育与培训。建议行政部门、社团组织、社区大力创办各种各样的家长学校,有目的、有重点、有组织地对家长包括准家长进行教育，提高家长的法制意识，教会家长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最后，有关部门需加强对网络等媒体的管理，加强对广播、电影、电视、戏剧、出版物的监督，形成良好的法制文化氛围。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4年11月1日至11月2日，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与市场营销领域对话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20个省市（含香港和台湾地区）的120多所院校、企业、行业组织和科研机构近300名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指导，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联合举办，旨在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机构与市场营销领域行业组织和企业的产教合作机制，搭建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对外交流，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与市场营销发展的有效对接，进一步提高市场营销领域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活动得到了亚洲营销联盟支持，由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市场营销专业委员会、中国商业统计学会、香港市务学会、台湾行销科学学会、新加坡营销协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全球华人营销联盟共同协办，由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国资委）商业国际交流合作培训中心和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了特别支持。

    活动由校企合作对接洽谈会、全体会议和分论坛等3个版块组成。11月1日上午举行了全国市场营销领域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对接洽谈会，来自全国40家企业、行业组织与67所院校举行了一对一和面对面的洽谈。

    全体会议首先由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会长曾亚非致辞。曾亚非会长指出：从人才需求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发布的2013年全国部分省市人才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全年营销类人才需求主要包括“市场营销、公关、销售”和“百货、连锁、零售服务”两类职位群，营销类人才需求始终位居人才需求的第一位，并且占了全部人才需求的29.61%，接近三分之一，全年营销类人才岗位需求约400万个。2014年第3季度的数据也显示，营销类人才需求也依然位居人才需求的第一位,占全部人才需求的28.21%，共计101万个岗位需求。从人才供给看，在全日制学历教育领域，其中应用型本科设置了市场营销专业，高等职业教育设置了市场营销专业、市场开发与营销专业、营销与策划专业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以上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营销相关的4个专业，截止到2012年共有1431个专业点，在读学生308346人。此外中等职业教育也设置了市场营销专业和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一方面市场营销人才需求占比近三年持续保持在30%左右，人才需求旺盛。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很难就业，所以这实际是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问题。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总督学徐曙光和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山东商会副会长宋文模先生也分别代表山东省教育主管部门和对话活动承办单位致辞，介绍了山东省职业教育的有关情况。

    全体会议上表彰了本年度市场营销职业教育领域校企合作优秀企业3家和优秀院校13所。此外，还举行了产教合作签约和对外交流合作签约仪式，同时启动了2014年至2015年市场营销系列竞赛活动。系列竞赛活动主要包括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竞赛、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和营销模拟决策竞赛等赛事活动。

    在全体会议的主旨演讲环节，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司长向欣和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茹芹分别发表了《流通业创新发展与现代营销人才的需求》和《中国商业职业教育发展新趋势》的演讲。随后，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和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代表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和企业在全体会议上介绍了校企合作典型经验。

    在全体会议的圆桌研讨环节，来自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台湾行销科学学会、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和台湾特波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从国际化的视角下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和企业到底需要何种营销人才，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复合型营销人才，并与听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

    11月2日上午，活动根据目前院校和企业最关注的方向，共设置了3个分会场，安排5场分论坛，分别围绕营销策划人才、销售人才、客户服务人才、新媒体营销人才和校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分论坛结束后，各分论坛主持人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观点综述的分享。

    最后，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在全体会议上发布了《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促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倡议书》，面向全国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提出了10项倡议。

    据悉，本次活动同期还组织开展了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和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营销模拟决策竞赛，上述竞赛均作为海峡两岸大赛大陆地区选拔赛，通过选拔共有来自17所院校的17支参赛队获得资格于2015年5月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大赛总决赛。此外，中国商业统计学会职业教育分会成立大会也与本次活动同期举行。

 附件：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促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倡议书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的历史使命，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途径。

    市场营销在现今的商业环境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各类工商企业重要的企业职能，是连接制造业和流通业，连接流通业和消费者的重要的桥梁和手段，以市场营销为基础和核心的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职业教育领域“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的要求，以及“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指导思想，本着“交流、合作、共赢”的宗旨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为推进我国市场营销领域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在此，我们谨向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企业提出如下倡议：

    1、在市场营销领域建立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话常态机制，定期举办全国职业教育与市场营销领域对话活动，推动市场营销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

    2、共同分析研究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市场营销职业岗位变化和人才需求的影响，结合国际上市场营销最新发展趋势，提出市场营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术技能要求，建立市场营销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与职业标准联动开发机制。

    3、共同开展全国高等院校推动工商企业品牌建设促进活动，搭建市场营销职业教育实训实践与创新创意平台，提升市场营销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

    4、共同宣贯《国际商会广告与营销传播实务统一准则（2011 年版）》，在市场营销职业教育领域推动宣传国际惯例准则；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推动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促进市场营销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

    5、建立政产学研促进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协作机制，加强行业协作与行业联动，及时研究解决市场营销职业教育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6、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培育行业特色二级学院，打造行业特色专业。

    7、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积极吸纳职业院校教师到行业协会和企业实践工作，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

    8、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加大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培训力度。

    9、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委托培养、定向培养、订单式培养试点工作。

    10、市场营销领域的行业协会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研究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开发、教材建设等问题，共同组织开展市场营销职业教育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及技能竞赛等活动。

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

   2014年11月2日

　  继6月取消58项中央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后，近日国务院再次宣布取消了保荐代表人资格许可等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从名单来看，一些比较热门和专业度比较高的证书也赫然在列。有业内人士认为，不再惟证是论，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可以让其真正回归市场化，而长期以来以“考证”为目的的职业教育，也将向就业为目的的教学本质回归。

　　从业门槛进一步降低

　　经统计，此次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中，共取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26项，其中准入类14项、水平评价类12项；取消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共41项，其中准入类1项、水平评价类40项。尤其是关于保荐代表人资格许可的取消引发了极大关注，凭证高薪至此彻底成为历史，投行的准入门槛被极大降低。

　　据了解，此次名单有两大特点，一是落后于时代的证书被取消，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证书被取消。

　　好学教育总经理肖松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由于过去国内人才素质偏低，学校专业数量少，为更有效地进行人才分工和细化，所以需要设立各种职业资格证来强制达到人才培训的效果，“但现在这些证书已经失去了时效性”。

　　此外，许多证书对于在职和求职人员也成为困扰。在实际应用中，不少企业和单位对资格证的要求流于形式，有证没证在工作中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但由于证书的硬性要求仍需要人们花费时间学习考试，也就造成了资源浪费。

　　招聘格局或被改写

　　取消证书后，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部分行业将从此告别惟证入门的招聘情况。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筛选人才后，行业协会和企业自身的能动性便得以充分发挥。

　　一方面，这倒逼用人单位建立自己的人才录用和考核标准，以及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之前的资格证是由政府组织起的考试，取消证书后实际上是摆脱了政府对用人单位的干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取消证书后，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将成为用人单位关注的重点，没有资格证的阻碍也能更加全方位地吸引各类人才。

　　另一方面，行业协会以及各类社会机构可以针对本行业的需求对求职者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实现独立自主的职业培训而非政府出面干预。熊丙奇表示，用人单位考核一般都为两个层面，一是由本单位组织考察，二是认可特定机构的培训和测评结果。通过这种独立自主的方法，用人单位能找到真正适合本行业的人才。

　　职业教育回归市场化

　　有业内人士认为，尽管自6月以来，一系列被取消的职业资格证接踵而至，但这样并不意味着职业资格证从此没有存在的必要，仍需要根据行业的自身特点来进行取舍。对于律师、医师等行业，资格证显然是必要的；对于并无特殊要求的行业，实际上没有必要设立资格证作为门槛阻碍正常就业。同时，取消资格证对培训机构影响并不大，反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

　　肖松柏认为，取消即是求变，即是创新。“时代在进步，职业教育也将会随之变革。这次取消证书意味着下一步职业培训将会更加针对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而变化。”

　　同样，熊丙奇也表示，政府对职业培训的放权将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把政府的职能下放到行业机构，放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而言都是必须行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