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的人际关系常常给教师带来严重的身心困扰。教师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都希望拥有一个宽松融洽的人际交往环境，但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心理预设的重要作用往往被人们忽略。
■胡艳
心理预设是心理活动中对某些事物或对象的发展变化提前预设结论的过程。在人际交往中，恰当的心理预设，既是对人和事物科学全面的认知，也能够在交往互动中依赖正确的心理准备，提高心理防御水平，减轻挫折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获得人际交流的正向体验。
不恰当的心理预设
对领导（前辈）的错误认知
高估。认为作为团队管理者的领导，必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具有超过团队普通成员的能力与学识，处事公平、果断。领导者要有大将风范和领袖气度，一旦达不到这样的心理预期，则产生错愕、不满、轻视、埋怨等挫败心理。
低估。认为领导（前辈）们已经落后于飞速发展的时代，年龄老化，技能、观念落伍，某些人甚至平庸无能。自己比起他们在某些方面（如信息技术等领域）占据明显优势。一旦在工作中表现出来这种对于领导或前辈的轻视，很容易造成人际隔阂。
对合作同事的错误认知
高估。认为同事都理应抱着欢迎和接纳的姿态看待自己，在团队中彼此能够毫无芥蒂地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一旦发现存在与心理预期迥然不同的挑剔同事采取某些不正当竞争手段时，必然出现一些人际摩擦，会产生较大心理落差。
低估。认为同事普遍存有个人门户之见，自私保守，甚至嫉贤妒能，对同事“文人相轻”，或者“疑人偷斧”，不相信别人可以合作，怀疑对方的能力，将别人拒于千里之外，认为自己有明显突出的某些优势，因此产生人际隔阂。
对工作难度的错误认知
高估。强调放大环境困难，强调外部环境阻力，认为领导水平低下，同事排挤竞争，学校条件落后，家长无理难缠，学生无法管教，教材脱离实际，各方面困难多多，险恶重重。抱此灰暗心理，在教师团队人际交往中必然不会取得成绩，不会招人喜欢。
低估。轻视环境困难，认为自己对教育教学工作能够轻松驾驭。基于自己曾经的良好学习经验和成绩，或青少年时期比较顺利的求学经验，仰仗某项突出的专业技能，将复杂的工作简单化，对困难估计不足，习惯大而化之，轻视问题，忽视后果。结果一遇挫折，即产生严重失落感。
恰当心理预设的原则
包容接纳
接纳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做人的智慧。无论他人的观点、想法、行为你是否赞同，都应首先表示尊重。在教师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可能与他人有着不同的成长轨迹与兴趣爱好，长处与不足。如果教师对于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与人和事都采取拒绝和否定的态度，则会影响相互的良好交往。
包容接纳原则要求教师对他人不要轻易下判断，既能接受有人比你差，也能接受有人比你好。应给予他人充分的空间去表达自己，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人的不同和不足。但应注意的是，接纳对方并不等于赞同对方的不良行为，对于原则、立场等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教师可以不接纳，但应注意采取恰当的态度和表达的方法。
“钝感”防御
无论对人对事，只要出以公心，对于别人暂时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冷嘲热讽、批评指责，不用特别在意。“钝感力”一词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出的。按照渡边淳一的解释，“钝感力”可直译为“迟钝的力量”，即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伤痛，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它是“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钝感”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及人生智慧，更易在目前竞争激烈、节奏飞快、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生存，也更易取得成功，并同时求得自身内心的平衡及与他人和社会的和谐相处。
换位思考
教师人际关系中，如果仅从自身的经验感受来判断对方，以自身预设的既定标准来衡量事物，不能接纳不同的看法与观点，就容易使同事认为你为人处世不是出以公心，信任度降低，造成交往障碍。换位思考的原则要求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理解别人，了解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换位思考是以对方的参照标准来看待事物，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对方的情感体验，这样才不会造成因不理解而带来的矛盾冲突。
在团队中如何互利双赢
相互尊重与分享。教师在交往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利益，为他人的成功提供帮助，尊重对方的劳动成果，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正确看待竞争与合作，学会与他人分享，不嫉妒，不拆台，自己成长的同时也要乐于看到别人的进步，在竞争、磨合中共同发展。很多时候，帮助他人也就是帮助自己。有了这样的心理预设，当你看到别人取得成就时不会产生排斥、抵触、失落的情绪，甚至会为对方高兴，进而利于融洽同事关系。
勤于观察、学习、反思。班都拉提出的社会学习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新教师应通过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不断改善心理预设，掌握人际交往规律。很多工作与生活的现象，包含着成败与因果，只要善于观察和积累，天长日久必然使人生经验更加丰富，交往智慧逐步提升。观察到的有价值的内容，应通过反思、自省、总结，纳入自己的心理结构，成为自己的人生智慧。
勇于改变，调整认知。没有改变，或者拒绝改变就没有成长。调整认知就是通过自我计划、自我监控、自我检查、自我评价实现认知过程，其实质就是元认知调节。人际认知偏差包括：第一印象、有色眼镜，个人成式、思维定势等，会随着经验的增加而逐步改变。
教师团队管理者应重视团队人际心理和文化建设，不断优化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营造沟通、承诺、责任、互助等积极的团队文化，使成员逐渐加强对团队工作和同事的全面认识，形成恰当的心理预设。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是为了满足获取知识和乐趣的需要；间接满足成功的需要；确立自我价值感的需要；获得明确的安全感的需要；认识自我的需要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要想在教师团队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左右逢源，有了恰当的心理预设，会大大提高交往的成功体验。
（作者单位：天津市河北区教师进修学校）
本报讯（记者 李曜明）日前，一个庞大的“机械行业大连机床现代制造职教集团”成立。这个集团由大连机床集团牵头，联合业内近30家相关企业和近40家院校及科研院所组成，旨在实现教育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探索出一条新路。
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论规模，我国机械企业有7.9万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22.46%；论实力，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在全国工业中占比约20%左右。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仍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弱，低端产能过剩，整体竞争力不强。数据显示，在我国近千万机械工业技术工人中，技师、高级技师仅占8%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比例。人才已成为制约机械企业转型升级的瓶颈。
目前，为机械行业提供人才保障的中高职院校有400多所，这些院校迫切希望与企业对接，在人才培养上少走弯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教育部，在大连召开“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近百家大型企业和数百家职业院校代表参会，共同谋划校企如何深度融合，捆绑发展。
本次会议上，机械行业41个专业协会、学会、事业单位发起成立了“机械工业人才培养行业联盟”；15所行业职业院校组建了“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先进制造技术促进与服务基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等90家机械工业企业组成了“全国机械行业现代职业教育创新实践伙伴企业”；成立了首家由机械行业骨干企业大连机床集团为龙头，相关企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机械行业大连机床现代制造职教集团”。
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先进制造技术促进与服务基地授牌仪式伙伴
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陈晓明与大连机床集团公司总裁马俊庆
共同为“机械行业大连机床现代制造职教集团”揭幕。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顾问隋永滨作报告
东方电气集团自动控制公司总经理肖珉作企业产业升级发展报告
与会代表参观大连机床集团生产现场
由新华社瞭望智库、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职业教育的改革与未来”研讨会，28日在清远举行，30位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专家、官员共同探讨中国职业教育改革方向。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称，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应把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给予法律地位。
据介绍，当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布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高级技术工人、技能型人才的瓶颈，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当下中国正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抓手推进，仍处于探索阶段。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洪一表示，中国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设置过于陈旧，能力结构于企业要求存在偏差，职业教育存在碎片化、格式化、竞技化等问题，职业教育应该回归到育人的根本。
姜大源称，当前中国教育界对普通教育的规律有所把握，对职业教育的规律把握还不够，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涉及各个行业，不等跟普通教育等同，中国办好职业教育需要基于企业需求、学校人文教育需求进行调节，培养适合企业、适合社会、适合个人发展的技能人才。
对于中国职业教育该如何探索，姜大源称，应该成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在办学理念上与普通教育区分开，把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给予法律地位。
教学创新是高职高专院校最为基础的工作，每一所学校都应尽快行动起来，以更加自觉、更加积极的行动，多形式、多途径、多领域推进教学创新。
应努力深化产教融合。“产教深入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显著特点，职业教育抓教学创新，既要做“教”的文章，又要做“产”的文章，更要做二者有机结合、深度融合的文章。我们要切实把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重心放在“深”字上，首先是立足所在区域、所在行业，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其次是精选企业，培育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其次是强化利益联系，深度的“产教融合”应建立在“产”和“教”的彼此利益关切和紧密联系上。此外，还要深入研究促进“产教融合”的机制，大胆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路子。特别是在学校的二级学院层面、专业层面，探索通过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与企业、行业建立利益共同体，这或许是职业教育全面走向“产教深入融合”最有效的实践途径。
应积极深化课程改革。首先应树立和贯彻选择性教育的思想。可以考虑从优化课程体系入手，在精心进行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着力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同时，不仅要给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权，学生的专业选择权也要进一步落实。改革课程，还应着力解决课程与实际脱节的问题，要大力推动课程与企业、与行业需要相对接。
应不断地改造课堂。改造课堂，对于学校领导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要切实落实教师助讲培养制度，凡新任课的老师都应该经历助讲锻炼；要建立教师新开课试讲和准入制度，把审课放到重要的位置；要学习借鉴中小学教研组集体备课磨课制度；要深入研究改造实践课堂，包括校内的实训课堂和校外的实习课堂，着力解决实践教学中或实践严重不足、或教学严重不足的问题；还要研究改进学生到企业实习的问题，使实习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看，比较理想的实践课堂教学是工学交替。
应打造良好的教学创新氛围。书记、院（校）长首先要带头，做到每月至少听一次课，每学期领导班子至少专题研究一次教学，并对校内各级领导重视教学、重视教学创新，提出明确要求。要认真研究政策导向，应尽可能地向教学一线教师倾斜。既帮助教学一线的教师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又给教学一线教师更多的精神激励。还要切实加强学生的学业管理，浙江所有高校都应按照“把从严管理贯穿始终，把关心帮助贯穿始终”的要求，切实从严管理学生学业。教师要严格按标准教，学生要严格按标准学，学校要严格按标准发放文凭。
为了推进教学创新，今年秋季开学，浙江在全省高校全面开展“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明年开始还将在全省高校全面建立校（院）长教学工作述职测评制度。今后，浙江的高职高专院校“论英雄”，将重点比教学创新、比育人质量、比学生和社会对学校的评价。
CFP供图
这几天，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的电话就没断过。
今年9月3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下称《意见》），随后，上海浙江相继出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大事儿”，各方在解读高考改革对我国未来教育的深刻影响，在职业教育领域，各方也一直认为，《意见》也将给高职教育带来巨大变化。
《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并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同时继续推进分类录取的模式，力求在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
在邬宪伟眼中，《意见》作为一个“风向标”，清晰地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高等职业教育不能等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用这个50后中职校长的话来讲，《意见》的出台，为高职学生的多元化选拔和培养真正“开启了一扇门”。不过，职教界在欣喜之余，更应思考，“脚下的路该往哪里走”。
拓宽入学渠道，高职院校招生迎来“黄金时代”？
“学生上高职的渠道宽了！”这是浙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方展画看到《意见》后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意见》中写到，中职学校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文化基础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测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成绩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学生也可参加统一高考进入高职院校。
这3条入学途径，在方展画看来，给了学生“多次选择的机会”。他打了个比方，未来，一个学生既可以在中考时直接进入中职就读，在以后选择是否升入高职；还可以在高中时选择参加高职的单独招考；此外，这个学生仍然能通过高考进入高职。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一个高中生究竟是适合高等职业教育还是普通高等教育，需要学生自己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有关。毕竟，“高中生的兴趣会变，想法也会变”，方展画强调，“要给学生试错的机会”。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同样认可这一“关怀学生”的政策调整。他希望，政策能在中学校园内得到更广泛地传播，让高中生明白：并非要把普通高考和高职招生彻底分开，逼着学生选择，相反是有了“更多上高职的机会”。
入学渠道越来越宽， 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高职院校招生迎来了“黄金时代”呢？
“对高职院校来说，这是机遇更是挑战。”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丁金昌说，学生的的确确能多次选择是否进入高职，但高职院校能否抓住这些机会吸引学生就读，是“巨大的挑战”。
《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下称《方案》）于本月19日公布，《方案》明确了高职提前招生这一思路，如何和普通高考“叫板”，在激烈的招生竞争中突围，通过分类招考的模式招到合适的学生，“还需要高职院校不断探索”。
“还是不能操之过急。”马树超说，高职招生分类招考已在全国多地试点多年，去年通过分类招考进入高职的学生已经占到了43%，“高职自主招考的改革是有基础的，但普通高考仍然是学生进入高职院校的重要渠道，这一点不能忘记”。
引入多元评价，“偏才怪才”快到学校碗里来
扩宽招生渠道的背后，不难看出，如今的改革方向是，高职院校要更多通过分类招考，而非通过传统的普通高考来选拔学生。
这在《意见》中可以找到佐证：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将成为主渠道。
分类招考“登台唱主角”，“怎么考？考什么？”迅速成为职教界人士讨论的焦点。《意见》表明，要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
“这样的评价方式更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专业性。”方展画提高声音说到。
在马树超看来，过去的评价模式大多是野蛮的“一刀切”，只注重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但实际上，这种模式仅仅做到“表面公平”，“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本”，马树超说，学生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多元的，所以考察方式也应当多元化。
方展画同样认为当下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评价体系，“并不符合职业教育本身的规律”。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学生整天学数学外语，完全不会动手，也难以成长为技能型人才。
“说到底，职业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该在考试中体现这样的导向。”方展画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起了例子，“现在每年搞一次大赛，拿奖的学生有免试上高职的机会，这不就说明，高职真正欢迎的学生就是这些技能型人才”。
正因如此，当《意见》出台时，职教界人士普遍的反应是“欣喜”。
“原来是让考试机构来选择人，来划考试的分数线，‘太过机械’。现在考试机构把权力还给学生和学校，让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从学生出发’，有利于学生发展和高职院校的发展。”马树超对《意见》持积极的态度。
方展画则寄希望于这个“利好政策”，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拒绝“唯分数论”，把会动手的“差学生”从考试中解放出来。用多元评价手段让这些偏才怪才“走进高职院校碗里去”。
在马树超看来，《意见》还将带来更深远的“红利”：对于未来有志于要接受职业教育的初中生乃至小学生来讲，他们对职业生涯的重视程度会提高，“这个评价方式会反过来鼓励学生重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设计，这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也有好处”。
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职教界人士对评价模式提出了担忧。邬宪伟表示，“职业教育门类太多了，每个人读的课程学的专业都不一样，这个‘职业技能’到底要怎么考？它的具体考察形式仍需探索。”
“不能让这么好的一种多元化评价手段成为下一个应试教育。” 邬宪伟强调，评价模式一定要做到既保证公平，又坚持科学选拔。
针对职业教育领域不同类型的学生，丁金昌认为，考察方式要做到“因材施评”，要报考艺术类的学生要重点考察艺术天赋而非语数外成绩，要报考工程机械的学生要看重逻辑思维，“不能用一种手段去衡量所有的学生，不同的专业一定要有不同的评价模式”。
改革的门已开，脚下的步子要迈得“又快又稳”
在方展画看来，这次改革有着深刻的背景。“高等教育容量太大、供大于求，是客观原因；这次的探索能更好地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是主观原因。”
他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有着自己的诉求，也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方向，重视技能培养的导向不能通过原来的评价体系反映出来，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自主招生分类招考，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大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迈出的一大步，在邬宪伟眼中，还有着“风向标”的意义。他觉得，高职院校分类招考注重多元评价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导向，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现在的职业教育，同样是针对从普通劳动者到精英的教育，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附庸。高等职业教育应当被社会尊重和重视。
他讲起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例子，“当年恢复高考同样是一个风向标，从国家层面讲，彻底否定了‘读书无用论’，引导广大青年重回大学，学习知识”。
同样的，“职业教育的特质和发展模式，也需要在社会上进行引导，让更多人明白和理解高等职业教育”。
如今，改革的大门已经开启，“路就在脚下”。那么未来，这条路要通往何方？
邬宪伟的建议是，“扩宽招生渠道，是有利于高职教育的第一步，但还只是单一的渠道，高职院校需要设定更好的更合适的人才选拔考试”。
他认为，多元化选拔是高等职业教育考试的特质。这一观点得到丁金昌的认同，他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未来应从多元化选拔学生，发展到多元化培养学生。
事实上，丁金昌发现，当下“没有几所学校能按照生源的实际情况来培养学生”，但如果不能因材施教，“不仅耽误了学生，也对学校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丁金昌表示，近期部分高职院校遭遇“零投档”就和“培养的学生没得到社会认可”有直接关系。
“高等职业教育对学生应该有一个增值的作用，要按照学生的个性来增值，充分尊重个体的多元化，不按照统一的模式来培养。”丁金昌感叹，虽然“路就在脚下”，但差异化培养的要求也对高职院校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面临“挑战”，方展画希望步子可以“迈得更快一点”，邬宪伟则表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定要抓住当下的机遇，“胆子更大些，步子更快点”。
“不管怎么改，不要伤害到高职教育的发展，步子迈得再快再大，也一定要控制住节奏，稳步推进。”马树超总结说。
近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强调“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推进普通本科与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是引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
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担负着一线技术人才培养的重任，但是在当前的高考范式中，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在普通高考低端成绩上被动接受考生。生源渠道的不畅，选拔方式与培养过程的不相适应，录取成绩与培养目标的明显反差，使得职业技术教育总体质量远远达不到应有水平。对此，笔者有几点认识与大家分享。
首先，技术与职业教育应该成为主流教育渠道之一。这里，把技术放在前面，是强调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应用型技术。科学创新是国家兴旺、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而技术创造则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持久保障。技术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古代，技术泛指一切技能与技艺，主要依靠经验积累，技术教育主要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来实施完成。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技术的概念在不断地发展之中，成为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实践活动。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对技术型人才应用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这种需求带来了技术教育（包含在通常所说的职业教育中）内涵的不断变化。1999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致各成员国的建议书中写道：“技术与职业教育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应成为一种主流教育渠道，而不是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是从普通教育体系中延伸出来的一个庞大的附属品”。
其次，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现状亟待改变。我国早在清末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就规定了“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师范学堂”，这两种高等学堂就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高职院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发展十分迅速，高职院校已达到1280所，超越了普通本科院校数。然而，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下，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录取的学生都是高考尾巴上的考生。加上“经典”本科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的生源基础越来越差。这就带来了两大恶性循环：其一，由于生源基础差，在中学阶段又没有相关技术的基本知识储备，高职院校培养高质量技术人才几乎成为空谈。其二，由于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超低，使得社会、家长、考生普遍看轻高职院校，高职院校选拔和培养技术人才更加困难。选拔渠道的不畅使得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
再其次，推动“技术高考”，为各类职业技术学院输送合格生源。实行与普通高考相平行的“技术高考”，即高职院校入学考试，是提高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职院校生源基础的重大举措，可以引导中职学校在“技术高考”的框架内，开展“应用性导向”的语文数学等基础性教学，根据学生的专业取向，开展有针对性的基础技术教育，从而实现在中等教育阶段发掘和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为将来的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有了“技术高考”，大量中职学生就有了信心和希望，大批高等职业院校就有了合适的生源和目标，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就有了制度和保障。有了“技术高考”，选拔各类人才的渠道进一步加宽，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最后，“技术高考”必须强化应用导向。我们可以借鉴实施多年的艺术高考的考试经验来设计“技术高考”，可采用“书面考试+技能测试”的方式进行。书面考试科目可以设定为4门：语文、数学、综合课以及选考一门专项应用技术课。语文、数学、综合科目、应用技术科目可分别设为150分。语文、数学的命题应针对中职学生特点，有别于普通高考的要求，主要考查基本表达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不是赏析和推理能力。应用技术课可以参照目前的技术大类分别设定，让学生自行选择。技能测试可根据学生选报的技术大类，采用与当前艺术高考专业考试相同的方式进行，安排在书面考试之前。若发现有某种技术特长的学生，可以专门安排面试，单独录取。
“技术高考”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千百万中职学生的希望所在，衷心希望我国高等技术教育的春天尽快到来。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如果说，职业教育处于弱势，那技工院校便是弱势中的弱势。”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日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为技工院校发展大声疾呼。
据了解，人社部门综合管理的技工院校以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工人为目标，是我国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阵地。依据办学水平和培养目标分为三类：普通技工学校主要培养中级技术工人，高级技工学校主要培养中、高级技术工人，技师学院主要培养高级工、预备技师等后备高技能人才。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882所，在校生386.6万人，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技工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是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培养成为新兴产业大军的摇篮。
“然而，招生难、生均拨款不到位、师生待遇不平等等问题，明显制约了技工院校的发展，甚至使技工院校发展步入了困境。”张立新详细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技工院校办学面临的三大困难。
一是招生难。受社会观念、生源减少，高校扩招和体制机制障碍等因素影响，技工院校“就业火爆但招生不旺”的状态逐渐成为常态，且生源素质有所下降。绝大多数省份技工学校无法列入中职招生计划，技师学院无法列入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甚至在高考的时候查不到学校的招生代码，选择进入技工院校的学生学校不计入升学率，因此种种，使技工院校在与职业院校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是资金缺。技工院校普遍缺少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资金，由于体制原因，一些技工院校无法享受到同等层次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教育附加等资金支持。在一些已经落实了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政策的省份，但技工院校却很难享受同等待遇。技工院校开设的专业主要覆盖二三产业，实习实训设备和耗材投入量大、更新换代快，但缺乏相应的资金投入。部分学校缺乏改建、扩建或新建校区的建设资金筹集渠道。
三是待遇差。技工院校尚未设立“正高”职称岗位，教师只能晋升到高级讲师，职业吸引力不强。技工院校毕业生无法获得教育部门认可的学历证书，高级技工班以上毕业生和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因没有所谓的大专“学历”，无法参加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也没有资格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考试，无法在人才市场存放档案，职业发展受到限制，在工资级别、福利待遇和使用上有很大差距。
“强烈呼吁国家对技工院校，以及技工院校的师生，投来关怀的目光，改变现行政策壁垒和发展困境。”张立新强调说，在培训技能人才方面，技工院校是重要战场。
“其实，我国技术工人缺乏严重。”张立新介绍，截至2013年底，全国技工劳动者1.5亿，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3762.4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2%，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面临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步伐加快，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愈加凸显。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张立新认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也反映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还是结构性矛盾，最根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广泛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大力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在当前，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最有效的举措。
当然，在呼请国家给予技工院校政策关注的同时，张立新指出，技工学校要深化工学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培养质量，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之路。“对于技工院校来说，无长不稳、无短不活。长就是指学制教育，短，就是各类中短期职业培训，技工院校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在尽可能稳定学制教育规模的同时，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提升技工院校的办学活力。”
开栏的话：为做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教育部职成司在2013年设立了专项课题，委托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理论研究，在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系统研究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条件保障等，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理论体系；委托江西省新余市、广东清远职业技术学院等8家单位牵头，联合企业进行先期现代学徒制实践探索，分专业研制校企双主体育人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学籍管理办法、各项制度标准、考核评价体系等。
通过先行先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典型经验。为此本报开辟专栏，采取“1+2”的形式，每期介绍1项理论研究成果和2个试点单位经验。
■关晶 石伟平现代学徒制是以学校本位教育与工作本位培训的紧密结合为典型特征的新型学徒制度。它的诞生以德国双元制为重要标志。1969年的《职业教育法》标志着德国最终完成了对传统学徒制的改造，从而确立了具有现代性的双元制，它被视为二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于是，西方许多国家开始研究和效仿德国的双元制，相关的立法、政策和改革项目层出不穷。
在国家战略的大力推动下，西方现代学徒制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开展。根据欧盟2012年的报告，27个欧盟成员国中，在中等教育层面开展了严格意义的现代学徒制的国家有24个，有14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层面开展了广泛意义的现代学徒制；2009年欧盟共有中等教育层次注册学徒370万人，另有570万学生在学校本位的工学结合项目中也参加了企业培训，两类学生约占全部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85.2%，占全部中等教育学生的40.5%。
那么，现代学徒制为何会受到国际社会青睐呢？这是因为相较于全日制学校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有着自身的特别价值。
现代学徒制符合职业教育教学规律
首先，现代学徒制包含了职业教育最本真、最朴素的原则——“做中学”。在学徒制中，学徒边做边学，甚至先做后学，它是“做中学”的典型。大量的实践操作和反复操作，使学徒不仅“会”操作，而且操作“熟练”。
其次，现代学徒制与情境学习的理论相吻合。学徒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学习，所学的知识技能与其应用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他们更能理解学习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主动学习，并更有效率地习得那些知识和技能。同时，在学徒制中，学徒通过观察师傅及其他工作者的工作，耳濡目染，从而逐渐习得那些重要的“默会”知识和技能，同时养成某职业所需要的工作态度。
再其次，现代学徒制是一种个别化的教学。个别化学习理论强调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根据学习者个人的情况，来制定学习计划，帮助个体进步。现代学徒制中师徒之间一对一的亲密互动，为学徒的个别化学习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条件。
现代学徒制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者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行业订立标准、校企共同培养、政府充分保障”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于学校职业教育而言，学徒制带有明显的“需求引导”特征，它最直接地体现了企业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
企业界不仅控制了人才培养的规格，还直接参与了人才培养的过程。当然，由于企业利益，企业培训往往更多关注岗位技能，对基础理论和文化素养的教育相对比较忽视。而现代学徒制中职业学校的教育，正是应对这一问题的，补齐了企业培训的短板。
校企双方通过结构化的方式，紧密合作，从而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正如德国职业教育专家劳耐尔所说，职业教育“仅有专门的工作经验是不够的，因为它缺少专门学科的理论知识。而后者也不能直接形成实践能力。因此，只有将专门的工作经验与相关理论知识的获得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基础。”
现代学徒制能有效保障青年就业
首先，现代学徒制帮助青年从学校到工作顺利过渡。现代学徒制被认为是从学校到工作最佳的过渡模式，因为它在学校教育和就业之间建立了两个过渡带（从学校到学徒制，再从学徒制到就业），从而推进了个体从教育到工作的平缓过渡，减少在过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其次，现代学徒制还有预就业的功能。相较于外部应聘者，企业更青睐于雇用自己培养的学徒，因为这些学徒不仅技能熟练，而且已经较好地融入了企业中，省去了企业对新员工入职培训的工作。同时经过学徒制长期的观察，企业又可以避免外部招聘可能会产生的人才甄选误差。
有关青年失业率统计数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学徒制开展得较好的那些国家（如瑞士、德国、丹麦、荷兰），青年失业率均控制在10%左右，而同期其他欧盟国家的平均青年失业率则超过20%。
现代学徒制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
学校职业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供应引导的计划模式。职业学校通过预测未来若干年的人才需求，培养人才，并将人才“推入”就业市场。预测的风险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学校职业教育难以应对供需失衡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技能短缺等问题。
而现代学徒制中，企业通常是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提供学徒岗位的。也就是说现代学徒制是从真实的人才需求出发，将青年“拉进”职业教育体系。这样就有利于使劳动力供需更平衡，从而避免技术浪费或技能短缺。
现代学徒制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机会
全民终身学习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教育思潮。与传统学徒制不同，现代学徒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理念。
从教育对象来看，现代学徒制面向广大的社会青年，一些国家甚至还取消了现代学徒制的年龄上限（如英国、澳大利亚）。从学习形式上看，现代学徒制是一种非全日制的职业教育培训形式，学徒半工半读，采用学分制，以获得资格认证为学习的终点。这增加了就职人员选择教育培训的自由度，是现有全日制正规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
从学习地点上看，在学校之外，企业是现代学徒制重要的教育培训场所。学习地点的扩大以及工作的学习化，正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表征。
正是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以上优点，当代许多国家都将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转向建立或进一步完善现代学徒制。事实上，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我国亦有许多对现代学徒制的探索。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瓶颈较为突出地体现为行业企业参与力度不足、工学结合缺乏紧密性和有机性、职业教育体系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能力不足。而现代学徒制很可能会成为解决我国职业教育这些突出问题的良方。
（作者关晶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石伟平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对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邢晖来说，这是自己第多少次参加职教法的修订讨论，已无法统计。从2008年起，她就在全国人大的指导下，开始了修法工作。紧张忙碌了3年后，这项工作突然沉寂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3年，直到这次修法座谈会的召开。9月12日，包括邢晖教授在内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受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杨进所长的邀请，共同商讨职业教育法修订事宜，这也预示着修法工作的重启。
修逢其时
在杨进的工作日程表里，留给这次修法的时间并不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牵头的修法工作，必须今年年底前拿出新版的修订稿，呈送国务院法制办。教育部希望，修订稿能在2016年通过全国人大审议，面向社会公布。
3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一部法律的修订，似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教育部职成司巡视员王继平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对这次修法的界定是“继续进行”，用他的话说是“工作没有断，是重启。”座谈会前，专家们都收到了一份2011版的送审稿，作为讨论的“靶子”。
早在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列入日程，修订工作由教育部承担。教育部为此组织了多次调研和论证，于2011年完成了《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对于送审稿，有关方面意见不统一，从指导思想到管理体制，都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人对修订的必要性、可行性也提出了质疑。”会上，王继平谈到了这样一个背景。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巨大争议，《职业教育法》修订虽然在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人大都被列入了立法规划的第一档，但历经6年，却依然“难产”。
现行《职业教育法》是1996年颁布实施的，距今已有18年。“18年，职业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发展，体制、类型、行业企业作用、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王继平谈到修法的必要性。与会者则一致认为，职教法重启修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难得机遇，就是今年6月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的召开，会前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六部委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对职业教育的新理念、新定位、新内涵、新使命、新任务，需要上升为法律，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规范。”国务院参事黄尧说。
“大家都在呼吁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我认为没有比法律更重要的顶层设计了。”杨进说。修逢其时，成为大家的共识。
驱除雾霾
“在修法的态度上，关于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家没有争议，最难的是认识的一致性。”6年的修法经历，给了邢晖这样的感受。
2011版送审稿，已将法条由1996版职教法的40条扩充到73条，但似乎修改空间仍然很大，仅这次参会的50多位专家，就提出了数百条的建议。针对这些建议，王继平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现行职教法中18年来证明正确的东西要保留，如将学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统筹考虑；二是已经发展了的东西要进行补充，如资助政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三是去掉已经过时的、不适用的内容。
修法要讨论的不仅是内容，还有有效的方法。是不是每条建议都需要去研究甄别、吸收采纳？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在“方法论”上给出建议——任何法律的诞生都是基于既往的经验，滞后性是其天然属性，所以没必要也不可能制定出一部“完美”的法律，关键是要驱除“法律雾霾”，找准真问题。
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主任方光伟从立法的角度提出几条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是处理好职教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比如与教育法、公司法、劳动法，以及正在修订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等。二是处理好职业教育与市场、政府的关系。三是校企合作要作为基本办学制度。四是处理好学校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关系。五是规范职业准入。六是解决教育、人社部门分工和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七是注意法律与政策的区别，不要政策搬家。
正和博弈
方光伟的建议显然不是针对具体法条的修改，而是希望修法者参悟其中的利益“关系”，把握好博弈的“度”。新职教法“难产”，原因就在于职业教育的“跨界”性，修法如果只是教育部门一家的自说自话，显然难以行得通。
据了解，此次修法，国务院法制办特别建议教育部会同人社部共同完成。“习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职教法的修订应该是教育和人社两个部门的共同责任，两个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化解分歧，担当起自己的使命。”教育部政法司司长孙霄兵代表教育部门在会上表态。
“看了2011年的送审稿，我感觉企业还是不在职教法的关注范围内。教育部门负责人才的加工过程，人社部门为人才定价，而我们企业，作为人才的采购与使用方，现在只有无定价权的采购权，只能被动接受，这样不公平，我希望修法过程中，也多听听我们企业的意见。产教要融合，而不能对抗。”用友新道公司总裁郭延生表示。
调整利益关系是法律的重要职能，因此修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此次座谈会，杨进特别邀请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财政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座谈会还邀请了学校、行业组织和企业的代表，力图了解各方的诉求，在博弈中寻求平衡。“我们要吸取上次修法的教训，此次参与起草的人员范围要尽量扩大，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我们都要吸纳进来。”杨进说。
“其实，我们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都是为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如果大家都是出于这个共同利益，按照产业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教育规律、产教融合规律办事，事情就很好解决。”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秘书长陈晓明的一番话讲明了利益攸关方的关系，不仅要博弈还要合作，这样才能取得正和的效果。
今年，高职院校大面积遭遇“零投档”，而且范围逐渐遍布全国，加上一直居于招生“卖方市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二本、三本院校也被考生“爽报”，严峻的现实促成“零投档”成为今年高招季之后的一大热词。
在眼下公开发表的许多评论中，专家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将高职院校的“零投档”完全归因于学校质量不高、信誉不好，这样的判断显然不够客观和公允。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一些堪称全国高职教育排头兵的国家示范院校也未能幸免于“零投档”（有些学校因此不得不加入“注册入学”行列），甚至许多在本地办得不错的三本、二本院校也面临学生“爽报”，个中原因值得探究。“零投档”背后隐含着的民意期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以实际行动改革不合理的政策。
近几年，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全国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虽然日趋激烈，但“冷热不均”现象却也越来越明显，门可罗雀与门庭若市常常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足以说明育人质量永远是学校的生命线。在生源竞争形势下，考生（家长）对学校提高育人质量的期待往往会转化为“用脚投票”的实际行动，办学的质量、特色、品牌，将成为高职院校新一轮优胜劣汰“洗牌”的重要考量指标。
在前几年的生源竞争中，收费较高的民办院校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在目前的“零投档”大潮中，部分公办院校也面临生源枯竭，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地方公办院校普遍缺乏市场意识、危机意识和绩效意识的根源，在于长期受到政府财政的“包养”，造成学校无压力、无责任地躺在生均经费（或人头费、办公费）的温暖里吃大锅饭。公办院校面临“零投档”压力，将倒逼政府全面改革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考核方式，强化政府购买教育服务和强化绩效考核。
在“零投档”问题之中，还有一个现象需要特别关注，即被学生“爽报”的院校绝大多数为外省计划。它所反映出来的民意在于，高考成绩居于高职层次的学生（家长）很少乐意长途跋涉到外省读书（有的甚至不肯出市），这与国家强制要求高职院校划列外省计划帮助和支持西部地区培养人才产生冲突，对职业教育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宗旨也提出挑战。在国家对偏远欠发达省市加大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加强东西部地区高职院校之间的整体合作与帮扶，才是根治之道。
从宏观上看，高职普遍遇冷，吸引力长期低迷不振，显然与职业教育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期待政府层面进行全面改良，这是民意期待的最集中体现。比如说，赋予学校贴近市场办学的充分自主，消除制约企业人才向学校事业编制流动的障碍，让职教毕业生与本科生享受同等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给予弱势专业、弱势地区的高职院校特别的政策倾斜，政府加大高职招生的公共宣传力度以避免各个学校浪费时间和精力“走村串户”宣传学生，等等。
诚然，高校招生出现“零投档”现象，并非患了不治之症，而只能算是在身体的某一局部害了一个“疖子”，它可能不会致命，却也容不得坐视不管、任其发展；“疖子”非一日形成，所以绝非挖一块坏肉、划一个脓疱可以治好，需要我们着眼综合调理，逐步消除病灶。此例或为高职院校“零投档”所隐含的民意期待的形象解释和显性表达。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丁邦美近7年来带领建筑专业的师生共获得省技能大赛金牌15块，银牌28块，铜牌25块——
18日早晨5点多，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建筑专业教师丁邦美为上高一的女儿准备好早饭后，匆匆赶校车前往40多公里外的学校。在校车上，她闭着眼盘算一天的工作计划，到校后便开始上课、批改作业。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到家已过了20：00，她简单收拾一番后，边备课边等着下晚自习回家的女儿。这便是丁邦美一天的生活。
丁邦美从教17年，始终扎根于乡村职业教育，耕耘在教学第一线。在同事眼中，她是热心肠的大姐，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在学生心中，她是良师益友，教会他们做事认真严谨；在她自己看来，能够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播种知识是快乐的，看到学生掌握技能迈向社会是幸福的。在建筑专业授课是个体力活儿。实训课上，为了指导学生练技能，她常常要拎着十多公斤重的仪器到处跑。风风火火，吃苦耐劳的性格，为她赢得了“女汉子”的名声。
丁邦美爱人常年在外工作，公婆身体不好，她克服家庭困难，以学校工作为重。由于长期劳累，她患上了腰椎病。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她没有请一天病假，总是忍痛到下班后才去做理疗，半夜疼痛难忍睡不着，就用枕头垫在腰间来缓解。
在丁邦美眼中，每个学生都是有潜力的。“对于读职校的学生，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只要给他们鼓励和平台，这些农村娃娃同样能获得成功。”丁邦美说。2008年以来，她带领建筑专业的师生参加江苏省技能大赛，为学校赢得金牌15块，银牌28块，铜牌25块。她还先后获得南通市骨干教师、南通市爱生优秀教师、南通市技能大赛优秀教练等荣誉。
新浪乐居讯 当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布局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高级技术工人、技能型人才的瓶颈，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抓手来推进，但从基层实践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要达到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还有很长、很艰辛的道路需要探索。
职业教育长时间呈现短板，在于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财政投入不足、人才上升通路不畅、社会心态不够重视等。无论是社会心理还是国家资源、社会资源，尚未真正职业教育倾斜。
9月28日，“职业教育的改革与未来”研讨会现场邀请到国家第一线的官员、学者、教育改革一线的校长、以及校企合作一线的企业家，为下一步国家职教战略的推进展开研讨。
新浪乐居将对本次活动进行全程现场图文直播，敬请关注！
时间：9月28日(星期日)下午14：00
地点：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以下为现场实录，嘉宾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职业教育的改革与未来”研讨会现场
欢迎致辞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将高考模式分为两类，让有技术特长、对技能感兴趣的学生走“技术高考”，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走“学术高考”，这为技能人才成长创造了灵活畅通的渠道，有利于一部分动手能力强、适合从事一线技术工作的技能型学生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更好地发展自身的专业技能。
前不久，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这对选拔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地位，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支持力度，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甚至超过本科生，但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仍然不是很强，许多考生和家长将其作为“次优教育”。
其实，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实力已突飞猛进，特别是100所国家示范性高职和100所国家骨干高职校的教学条件、实训设备、“双师型”师资等办学实力，已经不亚于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那么，为何高职院校仍然还是许多本科落榜生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呢？这固然与社会歧视、职业分工、行业待遇差距有关，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即招生考试制度存在弊端，高招先从一本重点院校招起，再招二本、三本，最后轮到高职，把本科落榜生留给了高职。
纵观国外，许多国家让年轻人尽早明晰职业方向，提前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瑞士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在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瑞士多次蝉联榜首。德国有大约一半的高中生选择了职业教育，而不是直接选择上大学，这也是德国失业率低的秘诀。
目前，我国“学历热”盛行，许多家庭和学生对本科院校趋之若鹜，对高职院校心存歧视，由此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荒”的矛盾并存。毋庸置疑，能把火箭送上天的是人才，能让房顶不漏水的同样是人才，技能人才是社会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国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制造环节还很薄弱，培养具备较高职业素养，能将先进技术和设计转化为生产工艺过程并制造出高质量产品的技能人才，直接关系到经济转型升级。人社部一项统计显示，我国2.25亿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总量为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仅约3117万人。一些地方连年出现“技工荒”，企业对“蓝领”人才求贤若渴，一些紧俏工种的高级技师年薪在15万元至30万元仍然存在“招工难”。国家就此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这将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基础。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将高考模式分为两类，让有技术特长、对技能感兴趣的学生走“技术高考”，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走“学术高考”，这为技能人才成长创造了灵活畅通的渠道，有利于一部分动手能力强、适合从事一线技术工作的技能型学生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更好地发展自身的专业技能。同时，职业教育自身也需进一步增强实力，优化专业设置，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强化技能培养，提升社会吸引力，政府要在政策、资金、拨款、外部环境等方面给予更大力度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调整人才结构，培养更多适销对路的技能人才，助力破解“技工荒”，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湘声报9月28日讯（记者谭亚男 通讯员王慧芳）职业教育，一头系着教育，一头牵着经济。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强国强教、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也是民盟的一贯主张。日前在株洲开幕的民盟第二届教育论坛，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主题，汇聚全国民盟职教界的精英，共商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之大计。
政府放权让学校自主办学
“我们一直有个误区，总是说放权、扩权，其实有好多权力本来就是学校的，不是政府让给学校的。”与会专家们认为，当前应重点解决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政府越位、学校失位、行业企业空位、社会缺位现象。
专家们建议，要完善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法规，明确政府管理职能和监管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属于学校的权力还给学校，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的干预。
对学校而言，要充分落实好办学自主权。公办职业院校要突破一些不切实际的条框约束，民办院校能够享有与公办院校同等的鼓励政策。同时，学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避免“一放就乱”的现象。
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评价，谁来评？评什么？如何运用评价结果？专家们建议政府加强监管督导，积极培养社会中介机构、专业团体和行业组织参与对学校的监督评价，建立社会参与学校治理的有效模式。
让校企合作告别“单相思”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职业教育界的共识，但常见的却是学校 “单相思”。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要让企业全方位融入职业教育，参加职校的课程、教学、实训改革，甚至在班级建制、学生考核上，都拥有发言权。”与会专家建议。
“还有一条合作途径：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倡导行业企业办学。”专家们建议依托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以专业为纽带，与行业、企业共同组建职教集团，加强校企合作、城乡合作、区域合作，促进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的紧密结合。
“校企合作难以深入，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有专家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校企双方搜集和甄别信息的成本、达成合作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培训又可能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企业方对校企合作兴趣不高，多存在“挖墙脚”和“搭便车”心理。对此，专家建议应加大促进校企合作的激励力度，比如说政府可借鉴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校企合作双方尤其是企业一方，提供财政、税收政策优惠，势必能更大地调动企业积极性。
构建职教“立交桥”
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断头桥”，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学制短，难以继续攻读更高学位。如何让职业教育突破成长的“天花板”？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将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衔接起来，把“断头桥”变成“立交桥”，在中高等职业教育统筹方面，探索中职、高职教育衔接，推动中职高职协调发展；探索职教与普教互相沟通，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探路。
与会专家建议要均衡职教和普教的政府投入，加大对重点职教机构的投入，推进职教品牌院校建设，开放一般职教专业、短期培训的民间投入。
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
此次论坛邀请了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做主旨演讲。
俞敏洪认为人文素养教育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教育，都是以培养人为目的。一个完整的人，由心灵、思想、价值、能力、技能等组成，就像一辆完整的汽车，如果把各个部件拆开，就不能在路上飞驰。”
“职业教育也需要培养具有认真、诚信、敬业、职业精神的人。”俞敏洪提出：课程体系设计一定要符合现实需求；老师尽量来自有经验的一线；教育与企业密切结合必不可少；要不断为就业者提供再教育的机会；政府除了必要的支持外，少插手干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个主题词“敬业”。敬业与职业荣誉感息息相关。
什么职业既令他人敬重，又让自己自豪？
曾经，我们崇尚“劳动最光荣”“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曾经，我们歌唱“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曾经，我们给予一些特殊行业无限敬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可爱的人”“白衣天使”……
从什么时候开始，职业荣誉感渐行渐远？对许多人来说，职业，仅仅变成谋生的手段，其所承载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慢慢消失。
谁把职业荣誉感弄丢了？没有荣誉感的职业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吗？
我们如何重新找回“失落的尊严”？
■谁还记得“咱们工人有力量”？
——“技术再好还是一个工人，在外面没人会高看你一眼”
今年高考结束后，江苏理科状元吴呈杰打算报考新闻专业。孰料，多名采访他的记者，竟苦劝其不要从事这一职业。“啥无冕之王，就是新闻民工”“狗仔队这行不好干”“不学金融，你这成绩可惜了”……小吴为之愕然。
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在否定自己的职业。尽管对择业有“围城”之说——进来的想出去、出来的想进去，但近些年来，整体上，许多行业都失去了往日光芒，对从业者的价值，仅仅是生存诉求而非理想召唤。
在蓝领阶层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当上工长有啥用？还是个工人！没人会高看你一眼，何况我们还是最底层的打工仔。”说起职业荣誉感，30岁的程雷连连摇头。
其实，在外人眼里，程雷已经算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代表了。他从湖北黄冈职业技校毕业，受过扎实的专业培训，是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技术工人。在江苏无锡一家民营机电公司干了8年，在十几个滚齿工中是响当当的技术骨干。去年，他贷款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户口从河南老家迁到无锡，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
“有啥荣誉感啊，就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即使成了技术骨干，还是社会的最底层。”程雷告诉记者，他迁户口家人都不同意，“老家的承包地可惜了，就算流转给别人种，也有一笔收入。这不都是为了孩子能有城市户口，好好念书嘛！希望她将来找份体面的工作，别像我。”程雷说。
“我们的父辈，大多在钢铁厂、焦化厂、电厂、机厂工作，小时候要是听说谁的爸爸是八级工，羡慕得不得了，觉得特别有本事！可是现在，谁还会以当工人为荣呢？”北京某银行的金融白领许小姐认为，“拼爹时代”，工人阶层不仅自己得不到社会认同，有时还影响下一代的成长，所以“职业荣誉感”的消失，是断崖式的。
一些具有高学历的知识阶层对自己的职业同样“妄自菲薄”。
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宋亚岚，就对当初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怀疑。“刚工作时觉得医生很了不起，当我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或者患者治愈出院时，很有成就感！可是现在呢？看一下网上的评论，医生在老百姓的眼中就是白眼狼、吸血鬼，不收红包就不好好看病，开药就是为了多赚奖金。医患关系这么紧张，荣誉感大打折扣！”
网络论坛里，记者称自己“新闻屌丝”、教师称自己“全职保姆”、司机调侃自己是“私人家丁”…… 失落的职业荣誉感，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
■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
——分配制度不均衡，趋利的价值导向、舆论导向等都影响着人们的职业荣誉感
职业荣誉感为什么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涂光晋表示，这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关。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型的、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正在形成。“曾经我们讲求奉献精神，提倡劳动光荣，认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趋利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考察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金钱成了‘硬杠杠’；评判一份职业是否有价值，要考量‘投入产出比’。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的职业荣誉感和对职业的忠诚度自然会下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分析说，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中，职业荣誉感和职业声望、职业地位相互关联。他认为，在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对于一些职业的评价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说官员、医生、律师、演员、警察等等。“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这在相对稳定、成熟的社会中是比较少见的。”
李强认为，职业荣誉感的缺失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体系不健全的因素。“任何一个职业的进入都有门槛，都有其职业规范、职业技术、职业技能等方面的要求，而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培训、考核、认证等制度体系恰恰不健全。”李强介绍，在制造业发达的德国等欧洲国家中，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占人口比例最高，达到40%；我国这个数字仅有7.3%。在这些国家，木工、瓦工、车工、电工等技术工种，都要先经过行业协会的培训，通过考试拿到证书，才能进入企业工作。加上完善的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技术工人不仅收入高，也有社会地位，因此格外有职业荣誉感，非常敬业。
“我曾在国内7省做过一个调查，只有11%的农民工通过职高、中专、技校的学习拿到了资格证书，剩下的89%大多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上岗，工作的流动性也很大，收入没保障，这部分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怎么会有职业荣誉感？”李强如是说。
涂光晋认为，社会分配制度不均衡、趋利的价值导向、舆论导向等都影响着人们的职业荣誉感。“各种行业、不同职业之间的确存在着落差，有些是正常差距，有些则是由于体制、机制因素所造成的，比如说垄断行业中的普通工人收入都比其他行业高出一大截，这时候社会心态是不平衡的。还有一些相亲节目、影视剧等宣扬的拜金、炫富的价值观，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职业价值判断。”
■还劳动以尊严
——完善制度体系保障，让实干者得实惠，让苦干者吃香，让老实人不吃亏
今天，我们还需要职业荣誉感吗？
答案是肯定的。职业荣誉感与敬业精神、职业道德息息相关。良好的职业荣誉感是良性社会的标志。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得出色，就会得到充分的尊敬，自己也能体验职业荣誉感与幸福感。普通人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成就一番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在上海，“80后”农民工李影从事着大多数人都不爱干的职业——打扫公厕。可是，她用心去做，把厕所卫生打扫到极致。对小便池，来人一次就冲一次，保证池内无污渍；对厕所地面，见到痕迹就用抹布擦一次，保证地面无脚印；每天晚上10点，公厕关门后，还要进行一次全面保洁。李影管理的厕所干净清爽，鲜花绽放，自己也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如今，这位江苏姑娘已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全国道德模范，并获得上海户籍，成为新上海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职业于人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我们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岗位，还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提出的第二个价值准则就是敬业。有了职业荣誉感，才能发自内心的爱岗敬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才可能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也为自己创造未来。在我国，强化职业荣誉感势在必行。
李强建议，首先要从制度体系上加以保障，让人们能够通过职业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职业地位上升，从而得到相应的尊重。这需要我国不断完善用工制度，形成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加大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让农民工“体面劳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多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对技术工人的职业培训、考核和认证等。
涂光晋则认为，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如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增加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同时为培育爱岗敬业人才提供机制、制度保障，让实干者得实惠，让苦干者吃香，让老实人不吃亏。
此外，在价值导向、舆论导向方面也要积极引导。专家建议通过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和教育，大力宣扬和赞颂职业道德模范，奖励那些不同岗位具有强烈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的优秀人才，以此让更多的人在感佩荣誉的同时，感悟社会责任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我们以往反映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事迹，比较注重写先进人物的无私奉献精神。今后应当形成这样的价值导向和舆论导向：一个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的付出有相应的回报，无私奉献的人不是傻子，不会吃亏。这样人们才会对自己的职业更加热爱和忠诚。要通过媒体舆论、影视节目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重塑人们的职业荣誉感。”涂光晋建议。
不上高等教育的大学一样进清华北大？究竟有什么秘诀把学生送到世界五百强？什么学校可以让学生毕业后和企业无缝对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毕业即可能失业”如何有效的解决？9月28号21:55央视财经频道《对话》为您解密!
中国职业教育真的“低人一等”？
蓝翔技校的校长对毕业生发表演讲，如果你们那么多才多艺，又能当工程师，又能当什么，你们跟北大、清华还有什么区别？这是他的落点，当然博大家一笑，但是至少说明普通老百姓心目当中，职业教育教育只能培养单一技工型人才，而普通大学培养工程师等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对话》现场回应：
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每个人，尤其是白领，都希望有一部车，每一位白领都有计算机在自己操作，可是白领想没想过，开汽车这件事在过去叫汽车司机，典型的蓝领，敲计算机这件事，过去有一个职业，现在可能已经淘汰掉，叫打字员，录入员，蓝领，现在做这样，想没想过干了蓝领的活，低人一等，没有，为什么？
因为社会在发展、在变化，因此职业还有蓝领、白领前工业化或者原来意义上工业化的这种理念和定义，在今天发展已经有不适应的地方了。实际上就像有些地方，我觉得单校长已经提到过，灰领地带已经模糊了，所以你不能用老瓶子装新内容，应该是用新的发展眼光，来看待职业教育。
幼儿园小孩都可以做项目？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表示：幼儿园小孩都可以做项目，只不过做得很简单，所以每个人都有做项目的潜能，如果你的潜力很大的话，可以搞更复杂的、系统级的项目，如果你能力稍微欠缺一点的话，可以做一个单元项目，或者非常小的元器件级别的项目，这也是一个项目，当然做项目背后的那些能力，每个人都得到锻炼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保证他到工作岗位之后，就会有一个比较持续发展的后劲，这是很核心的。
和企业无缝对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问题或许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随着退休时间的延后，大学毕业生增加，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大，给心理产生了很多的影响。“毕业即可能失业”的悲观想法已经萦绕在很多大学生的脑海中！ 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呢？主持人陈伟鸿在现场也提出疑问。
两位校长分别亮出各自的高招，也玩起了文字游戏，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现场给出了其中的答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厂中校。
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表示他们的优势是校中厂，两者之间结合起来，就能够很好地实现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和产业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的问题？
到底学校是怎样说服企业投入教育把企业的资源对接好的？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收看9月28号21:55央视财经频道《对话》特别策划《中国人才制造的转型升级》“职教的逆袭”。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6日讯 近日，“广西女生舍弃读大学机会选择中职院校”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毕业证的含金量也不再是由文凭高低决定，职业教育受到越来越多企业和学子的青睐。那么政府和教育部门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及现代职教体系的建设都给予了哪些支持与扶植？在新国际环境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未来有怎样的发展趋势？9月17日，2014年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展示与对接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刘育锋在接受中国经济网教育频道采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6日讯 9月17日，2014年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展示与对接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化北在会上做了致辞。陈化北表示引进不等于完全照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市场需求来分析、研究和调整资源的应用和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地利用海外资源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国际化进程。同时也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和人力资源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交流，帮助中国职工海外技术培训、实训和到海外就业。
9月17日，2014年国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展示与对接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图为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化北在会上致辞。中国经济网 何彦军/摄
陈化北指出，今年是中国职业教育实现重大转型升级的开局之年，是跨上新台阶和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年份。在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做出重要指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陈化北表示，长期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人才强国战略需要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技能型人力资源。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技能型人才发展规模为中国职业教育规 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我国需要科学调整职业教育政策方向,并扎实构建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经费、教师规模、课程体系及质量标准体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中外合作机制，支持职业院校引进国（境）外高水平专家和优质教育资源，鼓励中外职业院校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实施中外职业院校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注重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提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际影响。”等,对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家外国专家局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始终把引进先进的国际教育培训资源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直以来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服务国际人力资源开发与职业人才国际化。
最后，陈化北介绍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现在都已经意识到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改革和调整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引进来和走出去”无疑是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海外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非常丰富，既有很多先进理念和先进模式，也有大批成熟的优质课程和优良师资，更有不少科学严谨的权威职业认证体系和职业技能标准，这些都是需要引进，需要消化，需要对接的宝贵资源。当然，引进不等于完全照搬，我们还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市场需求来分析、研究和调整资源的应用和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地利用海外资源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国际化进程。同时我们也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和人力资源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交流，帮助中国职工海外技术培训、实训和到海外就业。
陈小玲在给学生布置教学任务。（资料图片）
陈小玲是同事眼中的“工作狂”，学生心中的“邻家阿姨”，不断创新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教改达人。30年来，她上得课堂、下得厂房，创设模拟情景项目课堂教学，构建物流专业工学结合课程体系和标准，成为中职教育“双师型”教师中的佼佼者，她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她是教育教学业务高手，同事眼中的“工作狂”，“工作上很有那么一股劲儿”；她是和蔼可亲的“邻家阿姨”，学生24小时都能打通她的电话，诉说心事，得到帮助；她还是“教改达人”，从每一节推动革新的课堂开始，从每一段进企业的潜心研习入手，不断创新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她就是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教研室主任、高级物流师陈小玲。
巧的是，陈小玲的教龄和教师节“同龄”，从1985年至今，陈小玲从事职业教育已有30个年头。今年教师节，她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成为中职教育“双师型”教师中的佼佼者。
把“小超市”变成“实训中心”
1993年，在广东省农机学校任教8年后，陈小玲调入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其扎实的专业能力、优秀的德育工作水平受到师生的好评。2002年，学校招收了第一届国际商务专业（物流方向）学生，陈小玲任专业负责人。她敏锐地觉察到，培养物流专业的学生不能仅依靠“粉笔加黑板”，一定要建设实训室，给学生充分的实践时间和空间，使他们在顶岗实习、正式工作时能迅速适应企业环境，顺利完成从学生到员工的转变。
凭着自己在省农机学校8年管理实训室的经验，结合每年带学生在企业实习3个月的蹲点见闻，陈小玲与另外两名教师建起了一个小型实训室。模拟沙盘里有珠三角的铁路、公路、水路、码头、仓库等，配有小型货架、叉车。学生在实训室学习，可边观察沙盘边设计物流路线。陈小玲还与同事申请在校内开设了一个学生超市，设财务部、人力资源部、仓储部等部门，从下午放学到晚上宿舍熄灯前营业，由3名教师带领6名学生轮流管理。自从有了这个小超市，物流专业3个年级的学生都能在这里获得进出货、盘点、报废、成本核算等经营流程训练。
2005年，学校搬到新校区，有了更大的空间，经过4期的不断建设和配置，当年的小实训室、学生超市已经整合建成为中央财政支持的物流实训基地，室内面积达1800多平方米，内有“美宜佳”教学商店、叉车、货架、仓储作业实训区、电子标签拣选系统、物流作业综合实训区、自动立体库实训区、现代仓储配送中心、校企共建物联服务中心，另有1600多平方米的叉车训练及考场等。
这个与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东莞环众物流咨询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的校内“五位一体”实训中心和特种设备作业考点，满足了学生技能实训、教师技能与社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技能竞赛和教产研发与服务的需求，吸引了大批外校教师参观学习，许多相关专业的教师和企业员工也在这里参加职业技能考试。这一切，都凝聚了陈小玲和她的同事无数的心血。
创设模拟情景项目课堂教学
2009年10月，在“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物流技能大赛”中，由陈小玲带队的3名选手分获一、二等奖，她也获得了“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2010年3月，她指导的学生获“2010年广东省物流技术竞赛省属选拔赛”团体第一名（市级）；同年4月，学校参加广东省物流技术技能竞赛，获团体第一名和第二名。
参加3次技能竞赛，虽然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与全国、全省同行的切磋中，也使陈小玲不断反思当下的专业教学。学生光有实训场地还不够，应该让他们在模拟的情境中运用理论知识完成一个个项目，熟悉工作的整个流程。她尝试使用项目教学，1个班60名学生，每6人组成一个“仓储公司”，由学生自己给公司命名、分角色、完成指定任务。
在“出库业务”课程的教学中，陈小玲设置了“出库前准备”的任务，上课时给每个“仓储公司”发任务书：省经贸仓储配送中心客户部接到客户好又多超市的出货订单，要求将所需的货物均由配送中心分别送货上门到广州市内3个门店。学生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制作出库计划，合理组织发货作业，包括货位、机械设备、工具和工作人员；做好出库货物的包装材料、工具、用品的准备，根据货物性质和运输部门的要求，备齐各种包装材料及相应的衬垫物，以及包装标志、标签、打包工具等。
陈小玲设计了连堂4节课教学，要求各“仓储公司”在前3节完成任务，并将过程写在白纸上或做成PPT，在最后一节课进行展示。由此，使每个学生对出库业务的流程、步骤、操作方式了然于心，业务娴熟。
1名教师面对60名学生，怎样及时解决实训过程中的学生疑问？陈小玲留意观察，在每个“仓储公司”中挑选出一名能力较强的“助教”，课前先告知任务，请他们做好课中解答本“公司”所有问题的准备。这些学生“助教”的学习积极性不断提高，逐渐培养了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的自主学习能力，并且帮助和带动了其他学生自主学习。用人单位反映，陈小玲教出的学生动手能力强、业务扎实，不少人已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构建工学结合课程体系和标准
平日里，陈小玲对学生关爱有加，是学生心中的“知心阿姨”。学生们24小时都能打通她的电话，诉说心事，得到帮助。陈小玲认为，给学生生活上的帮助更重要，毕竟他们走出校园马上就要进入社会，没有过硬的技能，是不能谋到饭碗的。
在对物流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课教学接近尾声时，陈小玲发现，中职学生对学科联系、知识整合的能力较弱，于是，她把物流企业管理、物流采购实务、电子商务与物流、物流信息技术、仓储配送实务、运输作业实务等课程进行整合，开展了为期3周的复习教学。
学生顶岗实习后，陈小玲到企业回访已经成为仓管员、城市配送员、包装员、理货员的学生，得到的反馈是：“陈老师，最后3个星期的课太有用了！把学到的知识有效连贯起来，正好在实习中学以致用。”
陈小玲又陷入了思考，中职教育是就业教育，能否以物流企业工作岗位中的主要工作任务设计学习情境？这样，学习情境即为工作情境，学习即工作，可以让学生明确今后就业的工作岗位及岗位职责。
每带一届学生，陈小玲就根据企业新需求在整合教学中添加新内容，到2011年，她担任首批国家示范校建设重点建设专业项目“物流服务与管理”项目组组长，“物流整合实训”课程得以系统完善。该课程框架包括物流公司的成立、商务活动、物流市场营销、采购实务、运输实务、仓储配送、客户服务、物流信息处理、职场礼仪、现场管理等10个项目。学习内容按工作过程设计，学生可以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在做与学中提升物流企业工作岗位的专业技能、职业素质。“这门课程突出了实用性、专业性和前瞻性，能培养符合企业实际和满足今后物流行业发展需求的技能型物流人才。”陈小玲说。
2011年以来，陈小玲带领教学团队多次深入物流企业进行调研，借鉴了德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地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通过职业岗位能力调研、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课程体系构建、课程实施方案开发、教学过程设计等环节，按照职业成长规律及岗位职业能力需要，结合物流师职业资格标准，开发了基于行动导向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供应链流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具有供应链流通环节特色的课程体系，基本实现了课程设计项目化、课程组织团队化、课程实施生产化、课程成果产品化、课程评价过程化的“五位一体”工学结合的项目课程模式。她还按该课程模式要求制定了《物流综合实训》等14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完善了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陈小玲还参加了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制定及内部审定等工作，先后编写了《物流仓储实务》、《仓储作业实务》、《物流员职业技能鉴定复习指导书》、《职业礼仪》等教材。其中，《物流仓储实务》教材在2013年5月被教育部评选为“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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